岁月并非永远如歌
我缺乏文人的“酸”、诗人的“醋”，所以只能老老实实地用最普通的语言，给您讲述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。书中的人物平凡、渺小，幽默、机智，不时还流露出野蛮的本性，但他们个个都特“中国”……九三年秋，我被朋友的哥们“骗”到匈牙利，去那之后身上仅剩下二十几美元，无法返京。七年之后又被自己的“铁磁”（至少本人这么认为）“诓”回国内。如今说好听了叫赋闲，“译成白话文”就是当了无业游民。
作者在东欧“混”了七年，没能混出个“人样”，但“赚”了一肚子的故事。我两次面对死亡，知道了人临死之前想些什么；曾被朋友陷害又被其他朋友救出，悟出了“朋友”两字的具体含义；一夜“暴发”成“万元户”，瞬间又“落泊”为“穷光蛋”，感受了金钱的“力量”；一次误入“洋牢房”，解理了人渴望自由的心情……我的经历仅仅是众多去东欧淘金的中国人中的一个缩影。他们在那里拼命、挣扎，部分人成功了，一些人失败了，还有不少人成功、失败，失败、成功反反复复。当然还有个别人，再也见不到“母亲”了，他们把性命和“梦”一起丢在了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。他们每人都是一部小说。我只能选出最精彩的部分讲述给您听，想必您也一定能与本书的人物同悲同喜。
书中的人物比较多，我希望您能“咬牙”读完一半，之后我就不担心了，因为故事会领着您“走”到最后一页。那时您就会发现，小说里三组看似谁和谁都不沾边的人物，其实相互关系很密切。前面那些“无关紧要”的铺垫，都是为了让您合上这本书后，闭上眼睛还能“看”到书中的人物在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“晃动”。这些让您爱或使您恨的“真人”，他们都有一颗中国心……
背水一战的士兵其战斗力最强，潦倒的作家写出的东西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。我不会使您失望的！我是个言而有信的男人，拉钩！…… “高粱地”里的中国人
王伟达住的是一套四室一厅的单元楼房，每个房间都宽绰、敞亮、未经装修过。屋里摆放了不多的老式家具，大部分“面积”被闲置。王伟达把客人引进屋，请两人坐下。“你俩先洗个澡吧，然后咱再弄点吃的。”“老李，要不然，我先冲？洗完帮王经理做饭。”“这里有两个卫生间，都能洗！”……
王伟达问李振：“你与吴玉是什么关系呀？”李振看了一眼桌上的那大碗面，咽了口唾沫：“她是我以前的学生，能帮我联系上吗？”“按说不难。罗马尼亚的中国人都集中在几个大市场里，他们卖货、批货每天进进出出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明天我正好要去市场收些货款，说不定就能碰上。你们来这里，怎么打算？”
“咳，别提了。吴玉说这里的钱好挣极了，随便干点什么就能发个小财；只要帮助她把丈夫弄出国，我们来罗马尼亚后的一切她都包了，下面的事不用操心、不用管了。好吗，我甭管了，她也不管了！”
王伟达指了一下茶几上的面条：“别耽误吃，一会凉了！要想在这里站住脚，首先得建个公司，办一个这里的合法居住权，就是所谓‘续上身份’，然后再往这里发货，最好是低档服装、鞋什么的。货发好了，价值一元人民币的商品在这里能卖到一美元。我看你俩也累了，吃完饭，先休息，睡一觉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，来日方……”
王伟达的“长”字还没说出口，一阵敲门声传了进来。他起身去开门，先小心翼翼地从门镜里往外看，然后再把门打开。进来一个 25、6 岁的小伙子，穿了一身银灰色棉套服，戴一副度数很深很深的近视眼镜。主人忙做介绍：“这是小……”于一心看了来人一眼，马上站了起来，迎过去同他握手：“赵铁，是你呀。王经理您甭介绍了，我俩认识，世界真是太小了，这要是演电影，写电视剧，准说是瞎编的。你怎么也来罗马尼亚了？”
“咳，就别提这事了，我是被骗来的，多亏了王经理，要不然我现在指不定在哪儿呢！”说到这里转过脸冲着王伟达：“您知他是谁吗？我姐的大学同学，天下还有这等巧事？”“赵男，现在可好？”
赵铁可能是这里的常客了，不用主人让，自己就坐在了沙发上：“有二年多了吧，没一点消息，被那个男的哄到这里之后，就没下文了！”于一心接过话碴：“不该叫‘那男的’，应称姐夫才对。嘿，判断失误吧！大学里，我眼巴巴地整整追了她四年，连手都没摸上。你姐也是，死心眼儿！嫁给我不就完了吗！”
赵铁继续“诉说”：“出国前也没想那么多，给我办手续的人说得可好听了：‘只要拿出一万元人民币，我就能让你的两只脚踏上罗马尼亚那片沃土，保证你的后半生有着落！’本想过来找她，多挣点钱。到这里一看不是那么回事，国内好好的工作也丢了。出来有半年了吧，人没找到，钱也没挣着，落得个人不人鬼不鬼的。”
于一心笑了：“找着知音了！”
“小赵，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我这儿啦？”“我打工的那家饭店老板嫌我手慢，不用我了！”“得，我这里成难民营了！”
第二天上午，王伟达、于一心、李振、赵铁一行四人，来到布加勒斯特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：“高粱地”。这个市场坐落在该城市的东南角，21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就设在这里，站名叫：“COLANTINA”，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“高粱地”，所以这里的中国人都称这个市场为：“高粱地”。几年之后，“高粱地”这个词的知名度，在罗马尼亚不逊于“可口可乐”。一提起“高粱地”，当地人马上自觉不自觉地与“中国货、便宜”这两个词联系起来。来罗马尼亚的中国人，倘若是以玩为“中心思想”，大多数“同志”肯定要去赌场、夜总会，但是如果你为挣钱而来，“高粱地”就不能不去。到后来约定成俗，它被演变为一条不成文的惯例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今天他们一行四人来这里，目的有两个：一是瞧瞧市场，王伟达捎带手收点货款。二是看看能否见到吴玉。这时的“高粱地”规模还不是很大，整个市场顶多有四百来个商店，里面闲置了大量空地，其中小部分用来堆放建筑材料，还有“一亩三分地”当停车场。这时的中国人谁也不会想到，几年后“高粱地”商店的密度之大，甚至可以用“针扎不进、水泼不进”来形容。王伟达把“大奔”直接停在了一排商店的门前，四个人下了车，走进市场。
这里的商店，其实就是一家挨着一家的临时活动房。它们当中的大部分是由一毫米厚的铁皮焊接而成，其余则是用预制水泥板搭建的，每间大约有10平方米左右。市场以批发为主，商品被摆在店门前，每种商品都是成箱成箱地放在那里，排放整齐。纸箱上部被敞开，从箱里抽出一件商品作为样品。来这里买东西的，一般都是罗马尼亚各地的小商、小贩，有时与店主讨价还价语言讲不明白时，就用手中的小计算器协助沟通。他们四人来到一家中国人开的商店。店的主人是蒋全、皮华洁夫妇俩，他俩来自中国的南方。见到王伟达后，蒋全连忙打招呼：“您来了！”
王伟达冲他点了点头：“我那货卖得怎样了？”“挺好的，我正要给您打电话呢，先给你结一半款吧？”王伟达表示同意，随着蒋全一起进了他的商店。于一心他们三人没有进去，在外面看着女主人卖货。皮华洁示意客人坐下：“请坐吧，坐在那纸箱子上就行，不怕压！里面都是鞋，坐吧！”李振问：“这里生意怎么样？”“最近还不错，平均吧，一天能卖 2000 美元左右。”
于一心对她的话很感兴趣：“卖这么多的流水，里面能有多大的利呀？”“嗯，不除去开销，大约 10 % 吧。”
“那你们一年也不少挣呀！”“我们出国是花钱买出来的，就这样也得等到明年下半年，才能给自己挣钱，现在还不知是给谁干呢。我们和你们比不了，你们发大货、赢大利，我们是在赚小钱、挣吃喝。”
“各有各的难处，其实我俩还不如你呢。现在你快看到‘曙光’了。你的罗语说得挺好！”“不行，只能说数字和几个常用的单词。我们一般很少与罗马尼亚人打交道，主要还是与中国人来往。”
“遇到事了，非得和罗马尼亚人交涉不可了，那怎么办？”“有几个罗马尼亚人的中国话说得很好，可以雇他们当翻译。一般没什么大事我们不找，他们要价太高。我朋友怀孕去医院做 B 超才花十美元，可是翻译费却付了五十美元。”于一心没想到“罗语”这么值钱。
王伟达从店里探出头来：“于一心你过来一下。”
商店里面和我们想象中的模样差距就更大了，确切地说，这里就是个堆货点。大大小小的纸箱把本来不大的空间，塞得满满当当。蒋全从一个装拖鞋的大编织袋里抻出一个包，解开上面封口的麻绳，露出成沓的当地货币。王伟达见于一心推门进来，用手指着这些钱：“把门插上，帮着数吧，一百张一沓。”
王伟达把数好的钱装进手提箱。“我呀，回去也不点了。让炒汇的阿拉皮（他冲于一心笑了一下），就是阿拉伯人，叫他们受‘累’吧！”“王老板，你那几箱货什么时候到呀？集装箱提出来后，别忘了我呀！”“瞎子磨刀，快啦！放心，落不了你！”
两人走出商店，招呼李振和赵铁。不大的工夫，四个人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。 带着“梦”走出国门
公元20世纪90年代初某年的秋天，在北京“首都国际机场”东面候机卫星厅的一个休息室里，于一心穿着一身崭新的灰色西装，上衣没有系扣，带蓝暗格的白衬衣一尘不染、透着干净，枣红色羊绒毛背心的上方露出棕色的领带结，笔直的裤线可以当尺子。他像许多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一样，尽管平时衣着随便，可是今天却来不得半点的马虎。因为他从未自上而下、由里到外一次都穿新衣服，所以感觉浑身不自在。板整的布料使他的一举一动走了样、变了形，显得不那么自然、协调。于一心左手提着一个黑色硬塑料号码箱，右手拎了一个装满食品的塑料袋。
于一心身边站了一位中年男子，他叫李振，四十五岁左右，油头粉面，也穿了一身西服。八、九成新的服装套在他的身上，给人感觉合体舒展。看来他平时比较讲究衣着、注意仪表，所以经过今天的精心修饰后，举止仍然得体、洒脱，透出成熟男子的帅劲。尽管在此之前李振没有见过真正的飞机，但在外人眼里，他倒像是这儿的常客。两人来到最里面的一排空座位前，随便找了两个坐下。
于一心望着窗外的一架“空中客车”对同伴说：“这次总算见到 ‘活’飞机了，我俩现在就等于走出国境了！那边电话打了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李振刚想点烟，见墙上有禁止吸烟的标志，又把烟放回兜里：“放心，我能拿这事打岔吗！先想想到那边以后怎么办吧！”“怎么办？凉拌！反正咱俩全加上只有 156 美元。”
“你放心，吴玉不是外人。上高考复习班时，我教过她，单纯得不行。考大学填志愿，还是我帮她选的学校呢。”“你不是说她是河北某个小乡村里飞出的山凤凰吗，怎么你又教上她了？”
“她家的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在北京，见她聪明可爱，就出学费插到我们这个班来了。”“她现在什么样你知道吗？你‘翻’的这些都是10年前的‘皇历’了，变坏了，又学好了，十年‘走’上几个来回是常有的事。”
“这你就不如我了。常言道：三岁看老。虽说这么多年没见面，可她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，好像昨天还跑来问我难题呢。你还记得两月前咱们在华北大酒楼吃饭，坐在你旁边的那个‘学究’，叫什么？对对，张让，他就是吴玉的老公。你看他人怎么样？”
于一心摇了摇头：“老公，多难听呀，100 年前老公是什么？是太监。转来转去，又成丈夫的昵称了。张让给我的印象不错，他早就去布加勒斯特了吧？”“也没有，他是乘两周前的那个航班走的！”
开始登机了，大家自动排好队，等候上机。他们两人随着人流进了机舱，于一心和李振都是第一次乘飞机，在空姐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坐下。李振东张西望，看什么都新鲜，显得异常兴奋。“下海多年，至今没能混出个人样儿来。今天总算坐上飞机了，好兆头呀！也许这就是一个新的开端。”“我都怀疑那里的情况，能否像吴玉吹嘘的那样‘遍地是黄金’！”
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行江心自然直，要相信群众，相信党。”“在那儿，党可不管咱们呀！”
“这是我与吴玉事先讲好的条件：我帮她把丈夫办过去，她负责让咱们在罗马尼亚站住脚。”
于一心系上安全带：“话虽这么说，心里还是没底。我俩这条腿是迈出去了，那只脚能落到哪，目前真说不准，别踩空了！咱俩可没有回国的机票钱！”“又来了，总那么悲观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还算是个成功者。想想看，中国 12 亿人，能出国做生意的，肯定是少数。凤毛麟角，你懂得这个词的含意吗？”
“成功者？你的条件定得是否低了点。中国现在出国的多了，每年光去美国的就有多少？况且咱们这也叫出国？我看充其量是去欧洲的乡下度假，客囊羞涩，还得靠干点‘农活’把盘缠挣出来！”“错，大谬也。别看那些去美国所谓的精英们，他们算什么？混好了、到头了，不过是一个为资本家卖命的打工仔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出国前脾气暴躁，清高的眼球从未向下转动看过人，总是低垂着他那‘趾高气扬’的眼帘与别人谈话。回国后判若云泥，甚至同他大侄子聊天都诚惶诚恐、低三下四；和我去菜市场买萝卜，见谁都点头哈腰。他坦言，给资本家打了五年的工，让老板‘拿’成这样了。别看咱们兜里就 156 美元，可我们的‘身分’是老板，老板两个字，你懂吗？简单地说：不用仰人鼻息、忍辱负重；今天喝稀的，明天就可能开上私人飞机！”
“你没事吧？”“信不信由你，等会再说吧！飞机该起飞了。”
几分钟后，伴随着“嚓啦”声响，飞机的下部振动了一下，这是起落架被收起时发出的动静，此时，人们知道飞机已经冲上了蓝天。座位上方系安全带的警示灯灭了，乘客纷纷松开安全带，有的甚至离开自己的座位。机舱里的闭路电视里显示着飞机飞行的一些参数。空姐开始送饭。于一心接过一份，递给了李振：“得，得，吃饭吧！办出国手续时，真盼着早点弄妥，这回真上飞机了吧……”“又觉得心里发虚，底气不足，是吧？”“能足吗，156 美元。”
李振把右手的食指放在嘴上：“小声点，让人一听就知道你是商场上的‘新兵’。我问你，知道什么是生意人吗？”“您继续讲课，我洗耳恭听。”
“虽说兜里仅装 100 元，可是让外人感觉你有 10 万元似的。敢去北京最好的大饭店请客，吃饱喝足了还主动要买单，推让了半天，很不情愿地让对方结了账，最终买卖还谈成了。这才算是具有商人素质、真正意义上的生意人……”“你是给我传授经验呢，还是给我做思想政治工作？”
“培养新人，抛砖引玉。”“得，我看你能给我引块什么样的玉，无玉（吴玉）。”“不管你承认与否，我们是少数中少数。”
于一心用餐完毕，把一次性的“盘盘”“碗碗”放回托盘里：“别自我感觉良好了，有你这种想法的人，和那些宁可到美国干下三烂的活，也不愿意在国内体面地‘为人民服务’，本质上没有什么不一样。”“哎，哎，你不能乱联系呀，我和他们不一样。” “黑老大”很有男人味
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有个广场叫“罗曼纳”，虽说它叫广场，其实就是一个五岔路口。“广场”四周的商店、银行、饭店和娱乐场所鳞次栉比，层层叠叠。在一家美国银行的旁边，有幢两层小楼，其建筑风格有点类似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味道，现如今已被它的新主人作了某些改动，外观明显地带有中国特色了。这就是布加勒斯特非常有名的“中国城”中餐馆。
饭店的一层是餐厅，其装修颇具中国韵味。餐厅里从脚下踩的红地毯、屋顶吊着的宫灯到餐桌上的桌布、牙签盒全部都是地道的中国造。厅里摆放了 25 张桌子，能同时容纳 100人用餐。桌椅都是仿中国明代宫廷家具的式样，用料乃上等紫檀木，漆饰为擦蜡，暗红色的表面光滑润泽，显得高贵典雅。据说开这个饭店仅装修和厅内的陈设就耗费了二十多万美元，其材料和成品大部分都是从奥地利运来的台湾货。
饭店的老板正是赵铁的姐夫阎理。他身材瘦高，肢体匀称，肩膀宽且厚实，身上没有一点赘肉，相貌冷峻，神态清逸，留了一个板寸，给人印象洒脱、精明、狡猾。他当过侦察兵，做过工人，还在农村种过地。他这个“工农兵”到底是怎么个排列次序，没人能说得清楚。在罗马尼亚待上些日子的中国人，多数都知道他。
饭厅门前硬木雕花屏风后，摆放了一对景德镇青花、云母质瓷瓶，釉面白里泛青，有一人多高。这天傍晚，阎理端坐在瓷瓶边的餐桌旁喝茶，他正要往茶碗里续水时，见一个样子很凶、身材粗壮的当地人走了进来，便起身与这人点了点头，然后示意他坐下。由于语言不通，双方没有说话。阎理冲吧台打了个手势，过来一个男跑堂。他是罗马尼亚人，相貌英俊，20 岁左右，名叫机机。阎理见他走了过来，就用他那只有机机才能听懂的生硬罗语说：“那包亿，周！（罗语意思：让姓周的来。）”
机机走了。不大会的工夫，一个文静、瘦弱、漂亮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，给人感觉像是个还没毕业的高中学生，身穿红色中式丝织旗袍的年轻中国女孩走了过来，她轻声细气地问了一句：“老板，您找我？”
阎理没抬眼皮，脸冲着客人：“周坤，你跟他说，事成之后给他 2000 美元。这是地址，尽量别伤人，送客！”说完，把手中的一个纸条递给了周坤，就不再理他俩了，继续喝他的闲茶。周坤示意来人可以回去了，边往外走边翻译老板刚才讲过的话。阎理坐在那里没动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人的背影。不一会儿，周坤回来了，刚想走开，被阎理叫住。“哎，这事你知道就行了。”周坤没有说话，进里面去了。
阎理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，这是一部 90 年代初期“板砖头”式的移动电话，它在当时算是一种奢侈的“通讯工具”。他拿起手机：“喂！你呀，最近怎么不来了？”……“没钱？我又不收你饭钱……”
电话的另一端就是李振教过的学生吴玉。她身穿一身浅红色毛巾面料的睡衣，正坐在梳妆台前化装。左手拿着电话，右手握着眉笔对着镜子，往右眼双眼皮的中间“抹黑”。化装后的她，看上去要比实际芳龄年轻不少。吴玉的声音很甜，如果仔细听她的讲话，就会发现在她那标准的普通话背后，不时地还夹杂着河北北部山区土话中某个韵母的长拖音：“真的，老阎，我有点事想找你！”……“不，不，他现在不在家，带孩子出去散步了。其实，也没什么大事，对你来说很简单。”……“去，去你的，来点正经的，晚上柏林‘CASINO’（赌场）见怎样？”……“得，挂啦！”她挂上了电话。
吴玉住在布加勒斯特东面的富人区里，这是一套很别致的二层小楼。她家住在二楼，共有四个大房间，最小的那间卧室也有三十多平米。一进门的客厅，大得足可以开三、四十人的家庭舞会。屋里的家具古香古色，室内陈设雅致堂皇。听到开门声，吴玉从卧室出来，对着刚刚进门、领女儿溜弯归来的张让说：“你弄点吃的吧，我有点饿了。”张让没说话，给女儿换了双拖鞋，直接进了厨房。他们的女儿张佳，今年四岁，样子非常可爱，长相“吸取”了父母的优点。她也跑进厨房和爸爸一块“瞎”忙活起来。吴玉又回到卧室，继续她的“造美工程”。
张让从厨房出来：“好了，来吧，吃吧！”
张让衣着随便，文质彬彬，样子有点疲惫、无精打采，坐在吴玉的对面，抱着女儿，看着她俩用餐，自己没有吃。“我说这都几天了？也不打听一下，李老师他俩怎么样了？”“什么李老师？噢，他们呀！瞧把你急的，一通地催。皇帝不急，太监急。两个大活人，还能饿死吗？”
“你和人家事先都讲好了，他们人生地不熟的……”“哎，哎，累不累呀？我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呢！”
“你的事？我看那个阎理不是什么好人，早晚得出事！”“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比你清楚！我只是拉点他的货卖，至于说他做什么，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一会还得马上出去！”
“你别急着走，说点正事。佳佳怎么办？我整天看孩子也不是个事呀！让你整天在外面跑，挺过意不去的！”“又充大个儿！那你说怎么办？请咱妈，人家来吗？”
“他们不是给我哥看孩子吗！”“我说话还别不爱听，也就是你哥他们是在美国，要是在国内，她才不会管看那个傻孙子呢！”
“那不一定！”“不一定？瞧那年春节，一听说我要来这里，你妈那副‘官模’（吴玉家乡土话：样子），翘着个二郎腿（学老太太的腔调）。‘罗马尼亚？去那里做什么？’听说话的语气，好像我要去支援边疆似的。来来，今天咱们说道说道，这中国人去哪个国家，还能因为所去的国家不同而分出三六九等吗！美国再好，与你们张家有什么关系？瞧你妈，一谈起美国就眉飞色舞，真是看不惯。革命一辈子了，对得起那几十年的党龄吗？说人家嘴大着呢……”
“又来了，得得得，我就在家看着佳佳吧。一听你唠叨，脑仁就往出窜，你千万别没完没了！”吴玉看了一下表：“不行，真的得走了，佳佳和妈妈说再见！”说罢起身更衣。 唾沫也值钱
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了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国际机场。它刚一停稳，两辆载有飞机舷梯的汽车开了过来，未等飞机的舱门打开，舷梯已经各就各位了。“密封门”终于被打开了，乘客陆续走了出来，于一心和同伴随着人群涌出。李振环视四周，用手碰了一下于一心：“咳，咳，你看这也叫国际机场！我怎么看这候机楼和我原来所在中学的教学楼似的！” “机场的大与小，现在对于咱们来说并不重要，还是多花点时间考虑下一步棋怎么走吧！”
他们俩随着人流，登上一辆又宽又长的大通套“奔驰”客车。车上没有几个座位，两人找了个靠车窗的空地站在了那里。上了有八成满，车就开了，三拐两转到了候机楼的入口。
一进门是个长方形的厅，大约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小。别看候机楼外观不怎么起眼，它里面还真上点档次。室内的设施及装修都很现代，大到花岗岩的地面，小到楼梯的扶手，给人一种经过精心设计、认真施工的感觉。
不大一会的工夫，大厅就被这个航班的旅客充满，大家等候过边防。除了于一心、李振两人外，在这一百多名乘客中，还有三十来个中国人，他们相互打听着怎样入境。于一心去填写入境登记表，李振照看着手提行李，耳朵听着两个中国人的谈话。这是一男一女，男士手里一件行李都没有，一看就是经常出入这里的常客，他穿戴非常随便，不修边幅，和双休日到大市场买菜没什么两样。女士似乎是第一次出国，手里大包小包好几个，神态紧张，眼睛不够用。两人像是在飞机上才认识的，女士说：“您等我一会儿，和我一起过关，我还不知道在哪取行李呢！”“你放心，没事，我第一次来也是这样，还不如你呢。一会过边防时，你在护照里夹上五美元，就不会有麻烦。”
于一心填完表，走了过来：“我刚才在那边听说：第一次入境，还得打钱，要不然，不让进。”“这边也有人这么讲。凭什么打钱？我们手续都齐全，不能给。一会你就跟在我后面，有我呢，今天让你也开开眼，看我怎样走进他们的国家！”
“在这里吹牛，也得用人家‘罗国’话呀！”“你就瞧好吧！”
大约有五、六个入口，边防工作人员只要见是大鼻子、黄头发、蓝眼睛的，连问都不问，盖上入境章就放行了。一见走过来的是塌鼻梁、黑头发、黑眼睛，再一看是中国护照，边防工作人员马上就“认真”起来。他们还总能找出问题，发现手续中有某个地方不合格，有时干脆把中国人的护照往旁边一扔，不理你了，叫下一个。也有中国人进去的特痛快，不用问，准是有什么“东西”令他们满意了。五至十美元是当时“进关小费”的“罗国尼亚国家级标准”，最损的也得扔进一包“万宝路”，要不然你就等着吧！大约有三、四个“不识实务”的中国人被拦，他们站在那里，相互探讨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。
轮到李振、于一心。接待他俩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，胖墩墩的，笑起来透着坏。他接过两人的护照，翻了翻，没有发现想要见到的东西，先用罗语嘀咕了几句，见对方没有反应，又改用英语。其实，于一心能听懂大概内容，可是事先李振说好不让他插嘴，所以就装着什么都听不明白，傻站在李振身边。李振两眼直勾勾地看着“胖子边防”说话，咧着嘴冲他笑。对方搞不明白这两个中国人是怎么回事！李振见“胖子”说累了，他开了口，用的是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：“打一照面儿，我就觉得你小子损狠奸坏，没憋着好屁、要冒坏水儿。这不，大清早起你就给爷儿们添腻歪，让我堵心。不是我不想给你打喜儿，关键是兜里一个大子儿没有。再说也不能惯你们这臭毛病，让你们套着烂。怎么喳儿，不想让进，给我使耙子，成心弄出事故由，吃饱喝足了就想炸刺儿？老喽……”
对方被李振弄得莫名其妙，耸了耸肩，盖上章让李振过去。可是李振不走，还来劲了，又说上了：“嘿，嘿，我俩是一块儿的，这是我哥儿们，把他自己个儿撇下算怎么回事儿，撂单儿呀，那他还不撇了酥儿了！你还别撇哧拉嘴的八百六十个不乐意，作出一副贼鬼溜滑的奏行，像儿大了。更别和急眼猴儿似的，急哧白脸想跟我蹿辕子。我说话靠盘儿、把牢，不是跟你胡诌白咧，更不是在胡闹八光、没事儿找事儿。我也不多嘚啵了，砢碜你也白搭，我还急着颠儿丫子呢。你也别没时没晌、腻腻歪歪的，来个胡萝卜就酒 — 嘎嘣利落脆。帮人帮到底儿，把我哥儿们的护照也盖上，盖呀，不丢份儿，装什么傻，充什么愣呀！唧唧缩缩的。瞧你那一脑门子的官司，邪行了，还得让我亲自动手？别死要面子、走褶儿了，硬撑个什么劲儿呀，没事儿，盖吧！得儿，这就对了，回头见！”
“胖子”以前可能还真没有遇见过李振这号人，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感觉。他翻看了一下护照，没发现什么问题盖上章，就放他们两个人过去了。出了关卡，来到取行李的厅，两人都笑了。于一心边笑边说：“你真行！”“这叫牛刀小试，服了吧？”
两人找到自己的行李。于一心将它往行李车上一放，推车往出走。机场的海关共有四个检查行李的台子，由海关工作人员在那里检查乘客随身物品，四拨人正在那里“紧张地工作”着，都是在翻中国人的箱子、提包。李振从于一心手里接过推车，看都不看他们一眼，就往出走。一个工作人员还冲他俩喊了几声。李振装没听见，继续往出走，见那人追了过来，没等他开口，就侧过身来，哇啦哇啦地说开了。这次连于一心都不懂他在“哇哇”什么。这名海关工作人员面对李振的“胡言乱语”脸上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，不知所措。在“大讲特讲”之后，李振作出已经把“问题”表述清楚的样子，无需再费口舌，也不管对方同不同意，不理他了，推起车走了。这人没有再阻拦，转身回去了。出了海关，于一心又笑了：“真没想到，老哥土耳其山沟里的方言说得也这么流利！”“哥们儿怎么样！一分钱没花，老子进来了！”
出口大厅里等候接机的人不少，其中多数是中国人。李振四下张望，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他熟悉的面孔。大约过了二十分钟，李振焦急地看了看表，又望了望四周，见同胞们都陆续出了机场，自言自语：“怎么回事呀？说好了来接，连点时间观念都没有！”“先别急，你不打个电话给那位单纯的女学生？”一句话像是提醒了李振：“对，是应该打个电话。”
两个人推着行李车在大厅里找电话。这里的电话都是磁卡电话，没有电话卡不能使用。一个 20 来岁的当地人似乎看出了两个中国人的心思，主动上来搭话。双方无法用语言沟通，只能用手比划。看到当地青年掏出一张磁卡，李振伸手去接。对方拿电话卡的手“走到半路”又停住了，他不给，用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反复摩擦，意思是这卡得需要钱买。于一心掏出 156 美元，见“当地人”要抽 20 元面值的美元，示意不行。最后对方拿走 5 美元，“买卖”成交。
李振一边拨号一边看着手中的小记事本，耳朵贴在于一心手中的话筒上：“电话那边没有人接！”“没准她接咱俩来了，再等会，不急。”
两人回到原来的座位上，整个大厅里仅剩下他们两个中国人。飞机早上不到 6 点就抵达布加勒斯特了，此时两人在机场已经滞留 5 个多小时了。由开始等待、盼望吴玉的出现，到最后变成了漫无目的地呆坐。还是李振耐不住性子了：“总这么傻老婆等汉子，也不是个事呀！要不然咱再打一个？”
两人又来到电话机前。李振显得有点兴奋：“通了，通了，喂，喂，找一下吴玉，吴 — 玉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转过脸面对于一心：“听不懂对方说什么……”“我用英文试试！哈喽，哈 ——，电话断了！”
李振用手敲了几下话筒：“嗯？怎么会？可不是，磁卡上没钱了，你看显示器上是零了。”“得，我这一个半‘哈喽’，五美元没了！”
此时李振一股无名火心中点燃：“这不是电话里老师长、老师短地求我给你老公办护照的时候了，人心叵测呀。不能呀？吴玉不是这种人呀！把这事给忙忘了？不会呀，这事还能忘？哎！我是没咒念了，老太太的脸，褶子了。”于一心看见不远处有一个中国人，他站了起来：“你等等，那有一个中国人，我去一下。”说完快步迎了过去。李振坐在那里没动，静静地观望着，见于一心陪笑与那个中国人说着什么，对方爱答不理的。不一会于一心回来了：“问他什么，人家都说不知道！”
来机场的中国人渐渐多了起来，每进来一个中国人，于一心都要厚着脸皮过去搭讪，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。大约这样问了有十几个中国人，最后总算遇到一个好心的“同胞”愿意帮忙。这是一位不到 50 岁、胖胖的男子。从外表看，此人挺和善。于一心和他攀谈了几分钟，之后，一起向李振这边走了过来。于一心忙给双方做介绍：“这位是李老板；他是北京海丰进出口公司的王经理。”
李振仔细看了一眼来人，声音中饱含着客气：“您好，在这里相见，是一种缘分。”来人似乎也是一个爽快人，赶紧去握对方伸过来的右手：“你好。王伟达，就叫我老王吧（听起来很像“老王八”），你们去哪？”
于一心赶忙接过话：“去哪？没地方去。飞机早上就到了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朋友说好了来接我俩，都等一上午了，眼都望穿了，现在真是没辙了。您认识吴玉吗？”“听说过，没有来往……”
“不会是个局吧？”“说不好，反正在罗马尼亚，隔三差五的就得出现几回类似的情况。我有一个朋友就曾在此处饿了三天三夜……”李振不相信吴玉会欺骗自己，认为准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。“不会吧！要不，您帮我们按这个电话号码再拨一次？”
三人来到电话机前。王伟达掏出一张磁卡，塞入插口。他用生硬的“日本味”罗语与对方讲了几句，之后，冲于一心说：“对方的意思，没有这人！”李振露出吃惊的神色：“没这人？见鬼了！”
王伟达犹豫了一下：“这样吧，你俩是第一次来罗马尼亚，也不像太坏的人。要不，先到我家去！总在机场傻等，也不是个事，回去再想法子吧！”于一心和李振连连道谢。两人由王伟达前面带路，拿着行李，出了候机楼。一阵风迎面吹来，使人略感寒意。王伟达看着他俩的穿戴，问了一句：“北京比这里要暖和吧？”于一心用手按了一下被风吹起的上衣：“可不是，在北京穿这身衣服还热呢！”
王伟达在一辆八成新的黑色“奔弛”车前停下，掏出车钥匙先打开车的后备箱，把他俩的行李放了进去，然后开车门，示意他俩上车。 “要不是今天来送人，恐怕你俩得在机场过夜了。这里的中国人如果不认识，一般都很少与陌生人搭话，助人为乐的事肯定没有！”
李振赶紧迎合：“我们今天是遇到好人了！”“好人谈不上，只能说不是坏人。”
汽车上了大路，车速明显加快。于一心望着窗外问了一句：“这里怎样？我俩可是两眼一摸黑！”“不怎么样。不过，话得两头说，从挣钱的方面来讲，这里比起国内容易多了！”
一听王伟达说这话，李振来了情绪：“瞧，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，我的于老弟，就怕饿死在这里！”于一心两眼注视着窗外，自言自语：“嗯，车开到这里，有点城市的样子了。这条路挺宽，就是上面怎么有好多的坑呀？还有，街道两侧这么多的楼房，怎么盖了一半就废弃了？”
王伟达开车左躲右闪。于一心和李振被惯性弄得摇过来晃过去。要是赶上个新手开车，就这条路，非掉坑里不可。坐车的要是遇上个晕车的，也非吐不可。“这条路叫共和国大道，两侧楼房都是齐奥塞斯库活的时候贷款盖的。他被枪毙了，这些楼房跟着也都没‘气’了。现在国家的‘首’和‘脑’们，屁股还没坐稳呢，谁还有心思顾及路上的坑、道边的‘水泥碉堡’呀！”
汽车在一“群”灰色的楼房中间穿行，这是一片居民住宅区。楼房都是混凝土结构，十几层高矮，外观没有什么特色，方方正正，排列整齐，非常普通。每栋楼之间没什么区别，像是一个娘所生的多胞胎，看上去都一个模样。如果不是楼上标有数字，很难分出“谁”是“谁”。 王伟达被倒挂在回水管上
在王伟达家的客厅里，他和于一心、李振、赵铁一起正在整理散了箱的货物。整个房间被皮鞋、旅游鞋占满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橡胶味。李振拿起一只女鞋，指给大家看：“干得这叫什么活呀，‘呲着牙，咧着嘴’，就出厂了！”王伟达看了一眼那鞋。“咳，6 块人民币，还想要什么质量！能不能穿？”
于一心感慨地说：“6 元人民币的鞋，运到这里，批 6 美元，真是暴利呀！这市场长不了，很快就会出现问题。”王伟达见一个纸箱里没几双鞋了，就把它扣过来，将里面的鞋倒在水泥地上。“和你接触没几天，发现你的想法总与众不同。说句现代点的词，叫超前意识！”
李振把地上的鞋捡到另一个纸箱子里：“别小看他，不到三十岁的人，下海前大小也是个 1500 多人国营工厂管生产的付厂长呢！”“行了，别再提那些没用的了。如果没有王经理，恐怕咱们得流浪街头了！”
“你们这叫虎落平川、涸辙之鲋，别急，有展示才华的机会。”王伟达边说边起身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快递信封，送到于一心手里：“你抽时间帮我往海关打个电话，那儿的办公人员都懂英语，问一下，这两个柜货到没到？”见于一心想去挂电话，忙说：“别急别急，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提单，记着有这么件事就行。你懂洋文，帮我看看，是不是那种‘土偶德’提单？（英文： to order ，王伟达不会读，念成“土偶德”。）”
于一心从大信封中取出几张纸：“对，这两个集装箱的提取凭证都是‘指示提单’。千万不能丢失，谁拿着它，都能把货提出来。”
赵铁正在整理女式旅游鞋，他打开一个纸箱，拿出几双，看了看，又比了比，发现有点不大对劲：“王经理，这箱鞋都是一顺边，全是左脚！”“没事，放一边，准还有一箱‘右脚’在那‘候着呢’。”
李振发现了“新大陆”：“这呢，这呢，那箱在这儿呢。”王伟达有点得意：“我说什么来着，机器上的模具都是‘成双成对’，它不能够！”
李振从箱子里拿出一只鞋，走了过去，接过赵铁递来的另一只，比试了一下：“得，这回热闹了，也是‘金’左脚。机器上倒是‘一夫一妻’，可是人为的疏忽却使它们成了牛郎织女、天各一方。王经理，那两箱‘老公’不会被卖到匈牙利吧？它们‘一日之雅、两地分居’不要紧，却直接影响到了您公司的利益！”
听到有敲门声，赵铁放下手中的活去开门。插销刚打开，门就被猛地推开。闯进四个彪形大汉，赵铁被撞了个趔趄，眼镜掉在了地上。赵铁是高度近视，离了眼镜，犹如“雾里看花”，面前一片“混沌”。他使劲眯起双眼，仍看不清到底是谁进来了：“嗨，嗨，慢点……”
于一心听着声音不对，预感不妙，迅速把桌上的一沓美元藏在地毯下。最先冲进屋里的那人，一拳把赵铁打翻在地。赵铁的头正好撞在了矮柜的抽屉上，话没说完，就昏了过去。剩下的中国人本能地想反抗，见来人手中都持有“真”家伙，其中一个穿灰绿色外套、左眼上方长了一颗黑痣的人手里握了一支左轮手枪。王伟达等人没有行动。他们不由分说，把屋里的另外三个中国人全部绑了起来。给王伟达来了个大头冲下，将他的脑袋插在沙发的两个坐垫之间，把双腿吊在暖气的回水管上。他们边捆边说些四个中国人听不懂的语言，其实，此时的赵铁即便有人说中国话，他也不明白了。
王伟达小声提醒剩下的两人：“千万别反抗！”话音未落，其中一个最壮的汉子，抬腿就是一脚，把王伟达当场踢昏。四人在屋里开始翻箱倒箧，胡乱“搜查”起来。脸上长满黄胡子的家伙，见于一心、李振似乎在对眼色，便走了过去，用手中的橡胶棒分别朝他俩的头部重重地砸了下去。两人顿时没了声响…… 赌场里的“巾国英雄”
布加勒斯特最繁华的地段，就要数“大学生广场”了。虽说它叫“大学生广场”，但这里并不是大学集中的区位。这里有一家不大不小的饭店，柏林“CASINO”就设在饭店里。罗马尼亚许多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还念不全的中国人却都知道“CASINO”就是赌场的意思。
赌场里灯光很暗，抽烟的人很多，空气令人窒息，70% 以上的赌客都是中国人。吴玉一手拿着赌博用的代钱币，另一手夹了支烟，“玩”得正在兴头上，不时地从她的坤包里取钱，那是一张张绿色的百元美钞。阎理站在她身旁，静静地看，没有参加赌。整个赌场，仅吴玉一个女性和“轮盘”“较劲”，出手又很“大”，所以围着这台“轮盘”赌桌的人特多，其中看热闹的也大有人在。
阎理又看了一会，见吴玉赌兴正浓，没有要“收兵”的意思，俯下身：“我到那边坐会儿！”“你一点也不来？”
阎理摇了摇头，走开了。他并没有过去坐，而是在大厅里踱来踱去，观察赌场这些人的一举一动。一名保安走到他身边，示意接个电话。赌场的客人不允许带手机，进门时需将它放在服务台上，如果有电话，保安会来叫。阎理接过电话，走到一个大理石的立柱后。“我在外边呢，说吧！”……“不是说好 2000 吗？”……“两张呀！你先答应他，等我回去后再说。”
阎理刚想转身走，见吴玉走了过来：“不玩啦？”“我以为你走了呢，哎，身上有多少美元？”
“不少呢，但不借！”“明天就还你，今天我感觉特好！”
“不借，你今天找我来，不是为了借钱的吧？我得走了，还有事。”说罢就往出走。吴玉先是一愣，然后跟了出来：“咳，我有了！”
“有了，有什么？”“你别装糊涂！”
“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吴玉听他这么说，样子有点要急：“你别提起裤子不认账！到时候我就给你生出来！”
“随你便！”“可别逼我，给我惹急了，有你好受的！”
“在这里我还不知该去怕谁呢。别跟我叫板，回去好好想想，孩子到底是谁的？”吴玉听阎理这么说，一时还真无言以对。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看着阎理扬长而去…… 老情敌海外“第一次握手”
几个星期后，在王伟达家的门厅里，于一心刚给“康港”海关打完电话，王伟达就迫不急待地问：“那边怎么说？”“海关的工作人员讲，提单补不了！还得需要一个国内发货单位的证明。你别急，警察局那边已经向我多次保证，货肯定不会被提走……”
于一心的话还没说完，李振、赵铁开门进来。李振把手里的几只鞋往桌上一放：“王经理，别再联系了！你们的货都上市了！”赵铁补充道：“我俩在‘高粱地’，无意中看到了印有王经理公司名字的包装纸箱，就‘顺藤摸瓜’，发现一个商店正好卖这种鞋，就花钱买了几双。我们大体转了转，估计有五、六家店在卖这种鞋！您看，是不是你公司的货？”
王伟达拿起一双鞋看了看，吃了一惊：“可不是吗！这是谁批给他们的？”“‘中国城’饭店老板，一个叫阎理的人。小赵说和他姐夫同名。”
于一心忙问赵铁：“是不是就是你姐夫呀？圈子真是越缩越小！王经理，这家饭店在哪呀？我去一趟！”“我没去那里吃过饭，但知道它在哪。听说饭店老板是罗马尼亚的老大，咱们还是别去惹他吧！为公家办事，犯不上‘抛头颅、洒热血’。再将我这把老骨头搭进去，没有必要！”
“别说得那么严重，今天晚上咱们几个先去摸摸底，然后再想对策。这两箱货要是真丢了，您怎么向国内交代？”“可不是吗！公司的人就愣说是我装腰包了，这浑汤洗得净吗？倒说再派一个人来，都多长时间了？还没音信呢！来也晚了呀！”
于一心问赵铁：“你姐夫这人，你知道多少？”“他呀，侦察兵出身，初次见面给人感觉是一表人才。据说，他城府很深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为人仗义，做事干净利落。虽然他和我姐是中学同学，可是这么多年了，他很少去我家。我真是不怎么了解，感觉他这人不太好对付。我姐上大学时曾想和他吹……”
“然后嫁给我！”“我不知道具体原因，反正没吹成。”
“王经理您在这里待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就没有耳闻吗？”“零星听说过阎理的一些情况。据这里人讲，他是通过倒‘人头’发迹起来的，表面浑俗和光，内心阴贼险狠。小赵，别误会，这不是我的话。”
“没事，你说吧，一共才见过他两次面，我和他如同陌路人。”“阎理现在很少露面。去年回国，他到外国语学院招人，和人家吹这里如何如何，说自己是一家跨国公司的大老板。最后弄过来两个女学生。……”
李振接过话：“大托拉斯，三下五除二，给人家小姑娘侃晕了。就像我们似的，稀里糊涂地就进了王八洞，给憋（鳖）住了！”王伟达冲李振一瞪眼：“好，你说我这里是什么？”
李振知道说走了嘴：“对不起，跟您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我又不是外交官出身，说话难免有漏洞，这是形容现在的困境。”
“老李，别打岔，让王经理把话讲完！”“自从两个学罗语的女学生一来到这里，出头露面就都是她俩的事了。据说饭店还养了几个打手，关键时候用。他们都有枪，你可小心点！”
于一心有点不信：“越说越悬了！我倒有这个好奇心！”“别冒这个险，你们几个回国时，能把这件事跟我们公司领导讲清楚，别认为是我贪污，就行啦！”……
“中国城”饭店二楼的一个单间里，一张大圆桌摆在了正中间。阎理、于一心、李振、赵铁、王伟达、安华、周坤、吴玉、张让和张佳围桌而坐。阎理做“开场白”：“ 国内见不到面，在这万里他乡，我们反倒坐在一起了。很高兴大家能来，在座的没外人，就不用客套了。安华，叫跑堂给客人们上菜、斟酒。你们喝什么自己要，这就算到家了，别客气！”
没等安华去叫，机机就主动过来了。阎理冲他打了个上菜的手势。机机下楼去了。饭桌上很少有人说话，大家“一团和气”。李振见没人说笑，有点冷场，没话找话：“阎老板，来这几年了？”“不到六年吧！我们来布加勒斯特那会，大街上根本见不到中国人。当地小孩见到我们，还围观呢！”
“可不，在他们眼里你们是外宾呀！”“我们整坐了 7天的火车，到这里都两、三天了，一闭眼还满脑子车轮压铁道的声呢！那时黑市上一美元才换 6个列伊，现在好吗，昨天多少？1960，这才几年呀！”
李振奉承道：“随着这里货币的飞速贬值，您的买卖也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了！”“哪里，我是赶上好时候了，机会好。屋里也没外人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我是倒人头起的家。从南方农村带一个人到这里，每人能净赚 2500 美元，最火的那次，一下就带来 123 人！别干坐着，喝酒，夹菜！”阎理说完从身后的酒柜里取出一个怪模怪样的瓶子，打开密封软木塞：“你们几位男士品尝一杯这酒，它是匈牙利的名酒，叫‘公牛血’，壮阳的。”
大家见阎理言谈诚恳，语气亲切，没把大家当外人，屋里的气氛一下子缓和多了。吴玉借此机会正好可以表白：“怎么样，李老师，没骗你吧！”李振没有劳阎理倒酒，接过酒瓶，为自己斟了一杯“公牛血”。他躲开吴玉的话题：“这些人来了以后怎么办？人家混不好，不来找你？”“这一点，我很佩服南方人。只要事先说好，负责把他们接到罗马尼亚，一入国境，我的任务完成，行不行？行，谈好价钱成交。”
吴玉接过话：“咱们北方人的确有找后账的毛病。说好了茄子一块二一斤，买回家一看邻居张大妈同样的茄子八毛，他能回去退这一斤茄子！”李振听她这么说，笑了：“你话里没有其它内容吧！”
阎理见李振给自己倒酒，忙把杯子递了过去：“开始来的那拨人还都挣到钱了。现在见了我还说呢，要不是被骗到这里来，哪有他们今天呀！”李振有同感：“他们南方人做生意就是行。”
吴玉说话带有讽刺的味道：“没错，张让家就是上海人。他有一个亲戚，就住在南京路附近的一个里弄。一个院子住了八户人家，共用一个厕所，它里面装有八盏灯，八个开关，晚上去‘方便’，各家拉各家的那盏……”张让不愠不火：“这叫避免矛盾！”……“咦，于子，阎老板哪去了？”饭桌上的人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，少了于一心、阎理两人。
在隔壁的一间包房里，于一心和阎理坐在里面。于一心用手摆弄着一双带有雕刻花纹的象牙筷子：“你真的就没有一点赵男的消息？”“其实我也一直在寻找她的下落。赵男的出走，与我入这个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管你信与不信，实际情况就是这样。我们开始也没有这么大的势力，也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！”
“另外，还有王经理那两箱货的事……”“最好别插手，这儿的浑水也别趟，深着呢，弄不好……”
“你意思是……”“没什么，我现在基本上‘洗手’了，再说也不会对你怎样。你今后要想在这里混，肯定用得着我！”
“可是我又不能不管，没有王经理，现在还不知在哪呢！”“这两箱货，是从别人手里直接买的单，价格很便宜，我只能说到这里。至于说人家是怎么弄到手的，我就无法得知了。既然你真想过问此事，我给你个面子，让对方拿出 6000 美元，来补偿王经理他们公司。再往下的事，你就别没完没了。他们是国营公司，顶多扣点奖金什么的，6000 美元足够补偿他个人的损失了！”“话都讲到这份上了，就按你说的办！” 学生给老师“上课”
在王伟达的家里，说不清过了多长时间，赵铁第一个醒了过来。他先寻找自己的眼镜，摸了一会，碰到了它，刚拿到手里就被玻璃碴扎了一下。他看了看右手，食指渗出殷红的鲜血，凑近眼镜，得知一个镜片完好，另一片成“放射线”裂纹，戴上去，又摘了下来。因为两只眼睛不能同时调准“焦距”，令他“眼花缭乱”。赵铁“模仿”盲人进了屋，推醒于一心、李振，并给他俩松绑。随后三人把“颠倒”的王伟达再“颠倒”过来，抬到床上。看样子，他伤得最重，叫了半天，也没醒。李振摸着后脑勺上的大包说：“咱们报案吧？”
于一心也完全清醒过来：“我看还是先救人吧！小赵，你知道附近哪有医院吗？”“知道，我没有眼镜……”
李振见摸“大包”的手，沾有血迹，便找了块干净手帕捂住伤口：“要不然，找个会开车的人。小赵，你带路！”“不行，我真的看不见！”于一心建议：“我们先抬王经理下楼再说，总这么等着也不是个事呀！”
三人一起往楼下“搬”人，刚到楼门口，遇到一个当地中年男子。赵铁赶忙过去用他那半吊子的罗语请求帮助，不时还夹杂几个“哑剧”动作。这人费了很大的“力气”总算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接过于一心递来的车钥匙，坐进驾驶室。三个人七手八脚地把王伟达“抱”进车。“大奔”开动。……
在一家医院里，王伟达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双眼紧闭。李振坐在床旁边的一个方凳子上，用手拽了一下身旁的赵铁：“要不然你先回去，找点钱来！”“没有眼镜，看大活人，都分不出男女，还找东西？饶了我吧！”
于一心坐在床沿。“老李，王经理的那沓美元，当时我藏在了电视柜旁的地毯下面。回去看一下，抢走没有，如果还在，你和小赵到换汇点，炒一点列伊。老王这里有我照顾，放心走吧。”“那我们回去找找看。”说完招呼赵铁，两人出了病房。
病房里只剩下于一心和床上的王伟达。一个医生推门走了进来。“你们是一起的？”于一心不知所云，就用英语说：“您会讲英语吗？”
“懂一点，他怎么成这样了？”“我们在家里让人抢了，他是被打的。要紧吗？”
“没什么大事，他有点低血糖，再加上受到惊吓，昏了过去，输点液就没事了。你们还是回家养吧，住院的费用是很高的！”“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呀？”“别急，很快！” 医生说完出去了……
吴玉开了一辆红色“宝马”跑车，停在这家医院的门口，刚想往医院里进，正好与从医院内往出走的李振和赵铁打了个照面。李振看了一眼这个穿戴入时的女子，觉得眼熟，迟疑了一下，迎了过去，伸出右手：“你是吴玉吧？”吴玉也很快地认出来人，像久逢知己那样，非常热情地将手“送”过去：“您是李老师吧！可让我找得好苦呀！布加勒斯特都快找遍了，真快把我急死了。你们现在住哪呢？”
“咳，一言难尽。你给我的那个电话，根本没法用！”“是吗？怎么会呢？这样吧，我再给你一个电话号码，有时间咱们可得好好聊聊。我现在还有点急事，不能奉陪，实在抱歉。”
吴玉说完，递给李振一张名片，好像又想起什么更急的事，转身返回“宝马”，进驾驶室，开车走了。望着跑车带走的“红光”，李振脊髓感到有点凉。
李振、赵铁回到王伟达的家。屋里一片狼籍，两人找遍了屋里的每个角落，未发现一分钱。……
几天以后，王伟达住的地方，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而他就像得了一场大病，身体明显虚弱，此时正躺在床上看书。赵铁帮于一心在厨房里做饭，他换了一付眼镜，罗马尼亚式的镜框，很土气。听到有敲门声，于一心扯住想去开门的赵铁：“我去吧！现在一听见敲门声，心里就紧张。”于一心走过去，从门镜向外“了望”了片刻，确认没有问题了，才把门打开。李振提着许多刚买的菜回来了。“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？正想派‘部队’接你去呢！”
“刚才往回走时，后面跟着个罗马尼亚人，我看他贼眉鼠眼、不怀好意，就不敢直接回家。提着这两大包东西，在外边一通转悠，差点没把我累死！”“咱们这哪叫做生意呀！整个是一个‘敌后武工队’。你洗手，咱们吃饭吧！”
王伟达对想搀扶自己下床的赵铁摆摆手：“不用，不用，自己来，现在没事了，我这把老骨头差点扔在异国他乡！”李振打趣：“‘为人民的利益而死，就是死得其所’呀！弄不好，还能给您追认个烈士什么的！”
王伟达有气无力：“别气我啊！他们没把我‘吊’死，你再给我气死！”“幸亏是一帮洋强盗！”
王伟达看了一眼李振，用手轻轻揉搓了一下被踹成“茄色”的那半个“青面”：“你这话怎么讲？”“他们不懂得杀人灭口，也没经历过‘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’。要是中国人，咱几个都得玩儿完！”李振条件反射地摸了摸后脑勺上那个马铃薯般大小的包。于一心把饭菜端到客厅里的方形木桌上、摆好，四个人各守一“方”，吃了起来。
王伟达近几天食不甘味，今天胃口同样很差，吃了不到半碗米饭，就放下了筷子。“饭后，于一心执笔，帮着写个证明材料：我遭人抢劫，共损失了两万多美元和 3000 多美元的列伊。事发过程描述得越具体越好，要不然我回国没法交待。你俩作为见证人，也签个字。哎！那两张‘土偶德’提单上的货还不知怎样呢，再被卷走，我只有死得过了！”
于一心安慰他：“您别太着急，我已经给海关打过电话了，挂失了，他们说冒领不了。这不，咱还报了案，警察那边也保证尽快给港口下通知：让那两个集装箱不准离港。这几天您本来就虚，又不怎么吃饭，再急坏了身体，就得不偿失了……”王伟达没等于一心把话说完，叹了口气：“二万三千美元呀！在国内能买一套单元楼房！”
“您就别那么想了，话说回来了，二万多美元还真是不好藏。小赵身上的那点打工钱不是也都被翻走了吗，一个子儿没剩下。看我们于同志，把那仅有的 151 美元，缝在了被称之为‘人体最后一道防线’的裤衩上。商人对待钱就要像对待自己的‘命根子’一样，倍加呵护。不是吗，‘革命力量’保存下来了吧！”赵铁插了一句：“还真亏了这点钱，要不然拿什么看病？这几天吃什么？”
于一心把碗里的最后一口饭，扒啦到嘴里：“我觉得这事有点邪乎，他们怎么就知道咱刚刚换了美元，又收到了提货单？会不会有中国人参与此事？王经理，您在罗马尼亚有没有什么仇人呀？”“在这里我很少与外界打交道，朋友都数得过来，就这么‘两个半人’。我命该如此呀！多亏了你们，要不然就麻烦了！”
于一心见大家吃完了，开始收拾碗筷：“警察那里还得送点东西，咱们给的那几双旅游鞋，可能人家嫌不好，他们是爱搭不理地收下的。”
李振从厨房拿来一块抹布，擦饭桌：“收没收吧？收了，就没问题，就会给咱们办事！”王伟达不大乐观：“没那么简单！这儿的警察，你们刚来，还不太了解。礼该收收，事该不办，还是不办。两边送的礼他们都收，哪边礼重，为哪边说话。不行，明天我去趟‘高粱地’，收点货款，弄点钱。还得抓紧办，再让别人把这两箱货拐跑了，事就大了！”
电话铃响了，王伟达伸手抓起电话：“喂！”……“对，在这。”他把话筒递给李振。“你的电话！”“怪了啊，还能有我的电话？” 李振说完，放下抹布，走了过去。“喂，是我。”过了几秒钟，他小声对于一心说：“是吴玉来的……什么，来我这？”
王伟达一听这话，忙打手势，意思是不让对方来这里。李振看了王伟达一眼：“还是我们去你那里吧，你住在哪呀？”……“我也不知道怎么走，你等一下。”王伟达欠身又接过话筒：“你好，你那方便吧？我这挺乱的，你家在哪？”……“不知道，这样吧，半小时后咱们到市中心的国际大饭店那里见。等一下，半小时开不到，50分钟吧。我们在饭店门前那个停车场里等你。”……“我们开的是一辆黑色‘大奔’，不见不散！”王伟达挂上电话，嘱咐李振：“千万别往家里带，你知道对方是个什么人呀？走吧！小赵你看家，什么人敲门都别开，千万记住！”
“奔驰”汽车在公路上奔驰，道路由窄变宽，路两旁从冷清到繁华。汽车开到一个十字路口，刚停稳，走过来一个衣着褴褛的男孩，看样子十来岁，一手拿了个装满清水的大可乐瓶子，另只手握着小刮板，不管司机愿不愿意，非常麻利地擦起“大奔”的前风挡玻璃。红灯变绿灯，后面的车鸣喇叭催。小男孩走到车窗前，伸出小脏手。王伟达降下车窗，给了他一枚硬币。男孩连忙道谢，走开了。
当“大奔”开到市中心广场的那家大饭店门前时，吴玉的红“宝马”已经停在了那里，她见李振从车的后门下来，冲他笑了一下，就算打招呼了，示意跟在她车的后面。李振点头：“你在前面开慢点！”
吴玉上了车。红色“宝马”“冲锋”，黑色“大奔”“断后”。开了二十来分钟，“大奔”车里的人都笑了。怎么开来的，怎么开回去。吴玉的住处与王伟达的家仅隔一条马路，北面是富人区的小别墅“村”，南面则是一般老百姓居住的楼群。李振笑道：“嘿，王经理，转了半个地球，敢情就是为了到隔壁串个门！”“罗马尼亚的中国人都用此招，这叫傻人的笨办法。比如咱住的地方叫‘班德里漆同哥林嘎士’，要说地名，中国人哪里记得住呀！所以说甭管去哪，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地方，先到那里聚，然后再往下进行。许多中国人在罗马尼亚都生活了数年，至今仍沿用这种办法和朋友约会。到了吴玉家可别说咱们就住在马路对面！”
张让听见有人上楼，就出门迎接。张佳也跟了出来。吴玉向来人介绍：“这是我老公张让。”她见李振摸了一下张佳的头，忙说：“佳佳，叫爷爷好！”“爷爷好！”听到“爷爷”两字，李振的手像触了电，缩了回来：“哎！你好！叫伯伯就行了！”下面的话是讲给吴玉听的：“咱们没那么多规矩。还不到 45，叫爷爷早了点。再说，这两位伯伯、叔叔就没法叫了，辈份乱了。”他这么一说，大伙都笑了。接着又和张让握手：“认识，认识，在国内见过一面。你瘦了。瘦了好，如今这年月，吃胖了容易，走瘦了难！”
待几个人在客厅里坐好，张让忙着给客人倒咖啡、拿水果。冷场了足足有两分多钟。大家显得有点拘谨，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题，都感觉有些尴尬。坐了一会，还是李振先开口：“咱们这是几年没见了？你变化可真是不小呀！”“您指那方面？”“转眼间，一个女孩子的女儿都这么大了！你也越变越漂亮呀！”
吴玉闻此言笑了：“你们下一步怎么打算？”还是李振先流露出不满：“不管怎么样，咱们曾师生一场，不是陌生人。电话里你不是说好了吗！到这后……，你看，蛮不是那么回事。”
吴玉听李振这么说，并不生气：“电话里要是把这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，多花电话费不说，你们还能来吗？你们不来，张让还有戏吗？”
李振得知吴玉的真正目的，面带愠色：“你这么做，损了点！就是直说，帮帮忙，我能不给你爱人办吗？”“其实人与人之间有时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。我求您办事了，等于欠您的情，将来总得还吧？可这样，咱们谁都不欠谁的了，两清！”
“怎么讲？”“您想呀，办一个护照，这里的行情是一千美元。我给你们二位发邀请函，每人 600……”
李振的嘴唇有点抖动：“你这么一说的意思是，到头来我们还欠你 200美元是不是？”张让在一旁有点听不下去了：“你怎这么说呀！”
吴玉不管那些：“你别充好人，等我把话讲完。”张让不说话了。这时屋里只剩下吴玉一个人的声音：“你们是可能不想来这里，中国这么大，想来的人多了，个别人削尖了脑袋往这里扎……”“你与我心中的吴玉不一样了！”“为了生存，都会变的。我敢说，用不了多久，您也会不一样！”
坐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于一心，见谈话的气氛有点紧张，赶紧往别的话题上转：“其实，细想起来，你说得有道理，等我们在罗马尼亚赚了钱，到那时，没准还得感谢你呢。看问题得一分为二，不能钻牛角尖。你像个生意人，将来肯定能赚大钱。我不是奉承，这是发自内心的真话！”
“谢谢你的夸奖，十年能培养出一个博士，却出不来一个好生意人。您夸我是个生意人，其潜台词不会是奸商吧！”“那里！”
“是，我也不在乎。中国有那么多大学生，走出高等学府后不想怎么赚钱，先想着怎么出国。国家花巨资培养出有限的大学生，到美国后有几个回‘家’的？不都在给‘洋人’打工吗！他们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，吃到人家给的残杯冷炙就高兴得忘乎所以……”
张让不同意她的观点。“你说话太绝对。这叫放长线……”“是呀，等到大鱼钓上来，‘树’也老了，‘叶’也黄了；没关系，那时再美其名曰：落叶归根。嫩绿的丝瓜可以做成佳肴，一旦老了就只能搓澡了。国家需要干活的，不缺泡澡的。”李振看了看表：“得，别放言高论了，整点‘干’的吧！”吴玉也觉得话题扯远了：“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。现在不是还行吗，以后有什么地方需要用我，别客气。咱们不是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吗？我还是能帮忙的。”
回去的路上，“大奔”里面的三人都兴奋不起来。王伟达庆幸：“幸亏没和那个娘儿们说咱们是邻居！她真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，疯疯癫癫的。早知道李先生和她有这么一腿，打死我也不敢把你们往家带呀！这不是闲的吗！”李振嘻皮笑脸：“一般的关系，一般关系。”
于一心学李振以前说话的口吻：“‘她呀，纯洁得要命，天真得能死！’老李呀，我们真是领教了，她确实给人一种嫩嫩的、绿绿的感觉：一碰能出‘蒸馏水’，看长了能把她羞得升华了。大家真为您有这么一个学生而感到自豪，我代表同志们向你致敬！”这番话把车上的人都逗乐了。
于一心收住笑：“不过，话得两说着，她也不一定有咱们想象的那么差。她说的一些话，细分析起来，存在一定道理。”王伟达看快到家了，马上警觉起来：“回家再说吧！看看后面有没有尾巴！”李振调侃：“有也不怕了，现如今咱们可是穷得摇铃铛了！” 本份生意人
布加勒斯特的中国人当中，通过正当渠道挣钱，本本分分地做生意的人还是占多数。他们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，就应该推崇蒋泽勇了。他是温州青田人，50 多岁，个子不高，其貌不扬，穿戴不太讲究，生活简朴。从外表上看，很难想象，他就是罗马尼亚最有钱的几个中国老板之一。1988 年他揣了 10 万美元，来到罗马尼亚，没几年，就发了横财。现在，除了蒋夫人还在国内掌管着那个制鞋公司外，家里的其他人都来到了这里。那个在“康港”提货的蒋伟是他的二儿子，皮华庭则是他大儿媳的弟弟。
蒋泽勇一家人住在一个二居室的单元楼房里，屋里挤得满满的。他住那间大房。较小的房间，住着大儿子蒋全，儿媳皮华洁，孙子蒋路。过道里还摆了两张上下铺，靠门是蒋伟和皮华庭的床，里面那张住着女儿蒋燕和蒋伟的女朋友丁红平。晚上睡觉时，两张床之间再用一块布隔开，这样本来不宽敞的过道又被分成了“男、女生宿舍”。
这是某天的下午，一家人刚从“高粱地”的商店回来。他们到家后，并不急于做饭，而是先算账、数钱。蒋家的子女在“高粱地”大市场里开了四个店，都卖蒋泽勇的货。尽管是一家人，账是各算各的。
在蒋全那间小卧室的地毯上，分四处堆放着罗马尼亚货币。列伊在当时最大的面值是 5000，约合两个半美元。每个商店一天的流水一、二万美元，四个商店的主人又都“独立核算”，就使得这间不足十五平米的房间，除了钱就是钱了。大家盘腿坐在地毯上数钱，每点一百张，用橡皮筋捆起来，然后由另一个人再重新核实一次。罗马尼亚货币币值小，一百张 5000 列伊才合 250美元。七、八万美元的列伊，就算全是面值 5000的，那得多大一堆！
蒋泽勇坐在那里，没有参与数钱。手里拿了一个笔记本，在上面记着什么，见蒋伟的钱点完了，说道：“老二，你把昨天拉货的情况跟我说一下！”“昨天我拉了 6 箱黑旅游鞋，哥拉走 8 箱，小妹拉走 8 箱，皮华庭拉了 8 箱，价格都是 2 美元。”
蒋泽勇用笔写在本上：“记上了，昨天你们拉的那种黑旅游鞋，我是今天才下调的价格，按 1.9美元一双结款。一会儿先把旧账清了，在此之前拉的货仍按两美元算钱。”蒋燕一听这话，想起自己店里除了昨日拉的 8 箱外，还有两箱这样的鞋没卖：“爸，那鞋我还有两箱没卖呢，也按 2 美元结？”
“这样吧，今天先按老的价格结。老大，明天你统计一下，每个店还剩多少这样的鞋没卖，拿出一个准确数字，我再把钱退给你们。”“行，明天我让华洁去办这事。华洁，别忘了把昨天新拉的那几箱除去。”“放心吧！错不了。”
大家的货款清点得差不多了，他们把成捆的钱码放整齐，堆了四小堆。蒋泽勇开始结账，不大工夫，这些小“钱山”都被搬到了他的脚下，变成 “一座大山”。“红平，给那个阿拉伯人挂个电话，让他过来炒汇。对了，蒋伟，那两箱货是怎么了？什么时候能提出来？怎么搞的？”“您别急，明天我们还去‘康港’。”
蒋泽勇有点不耐烦：“搞什么名堂！下次要再这样，我不用你俩了。明着让你们赚点钱，都弄不好，没有用！”
有敲门声，蒋伟起身走出卧室，去开门。一个背着大书包的阿拉伯人走了进来，用罗语问候了几句，没再说什么。他用一个计算器，把蒋泽勇所给的数字除了一下，显示给对方看。蒋泽勇没有和换汇人讨价还价，示意正确。阿拉伯人开始从包里往外拿美元，一万元一沓，共拿出十四沓，之后又数了一些零头，一起递了过去。蒋泽勇不看真假，也不点数，收了起来。他指了一下地上的那堆钱和旁边的一个大包，当然，包里装的也是列伊。阿拉伯人把成沓的列伊往自己大书包里放，背包很快就被装满了，他又换了一个。不大会工夫，地上和包里的“钱山”被搬进了来人带的那两个大背包里。装完后，他拎起包，说了声“再见”，就走了。整个过程不足五分钟。
蒋伟把客人送出屋，关好门。蒋泽勇见房门关上了，走进卫生间，把美元放进一个“小机关”里藏好。蒋全见大家显得有点疲倦，建议：“要不然咱们别做饭了，出去吃！是吃汉堡呀？还是吃比萨？肯得基……”蒋燕坐在沙发上，对哥哥的提议不屑一顾:“都吃够了，歇一会儿还是自己做吧！冰箱里还有点雪里蕻，用它做点肉丝汤面！”蒋路在一旁拍手:“吃肯得基！我还没吃够呢！”皮华洁把儿子抱进怀里:“还是自己做吧，现在一进快餐店，闻到那里面的味，我就想吐。”
厨房里，皮华洁、蒋燕、丁红平三人忙碌着。蒋全坐在沙发上看着蒋伟在那里倒带子，知道老弟是准备放段录像…… 千万不能与权力较劲儿
位于罗马尼亚的东南方、黑海的西岸有一个城市叫康斯坦察，这里是他们国家唯一的出海口，中国人习惯称它为“康港”。在“康港”海关小白楼前，一辆白色的“桑塔纳”停在了那里。阎理、周坤和安华坐在里面，他们今天是来提王伟达那两箱货的。
阎理和安华坐在车里。周坤拿着王伟达的那两张提单，在海关小楼里，跑上跑下。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样子，她回来了，进了车：“老板，‘海关打字室’的安娜说，这单子打不了。不仅提单挂失了，而且警察局那边还下了通知，不让动这两个集装箱。”“你把这 200 美元给安娜，跟她说没事。我和安华这就去找海关局长。那小子叫什么来着？对，瓦西里。我们一会就回来，有事打我手机。”又问安华：“带的美金，够吗？”“您要多少？”“ 2000 吧！”安华点了点头。阎理开车走了。
周坤一个人来到二楼“海关”打单室，进门先与安娜说了几句。递提单时，把美元也夹在了里面。看来安娜已不是初次收钱了，她熟练、迅速地把钱放进自己的书包里。周坤一见事情办妥，走出房间。楼道里有两个中国人也在提货，像是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急得在那里转来转去。高个的中国人见到周坤后，凑过来搭话：“你是‘中国城’饭店的吧？”“对！”
矮一点的中国人也过来插了一句：“我们到‘中国城’吃饭，见过你好几次！”周坤静静地站在那里，没言语。
“你的罗语不错！麻烦你替我们填个表，再帮着问问，提货还缺什么手续，行吗？刚才那女的和我们说了半天，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！还不敢问个没完没了，怕人家烦。”“矮个”说话的同时，用手指了一下安娜的办公室。“好吧，我先帮你们把这个表填上，等一会儿再进去替你们问问。”这两个中国人面带笑容，一个劲地感谢。周坤没用多少时间，把表格填好，递给了“高个”。安娜从办公室里出来，冲周坤坐的地方喊道：“周！微诺，噶答。”（罗语的意思：周，过来，打好啦。）
大约个把小时后，阎理开车回来，停在了刚才的那个位置。他对安华说：“你上去叫一下周坤，拿着所有单子，去海关验货场。走之前别忘了提醒安娜，给那边去个电话，争取上午就把货柜提出来。夜长梦多，去吧。”
海关验货场是由一排库房和一个大停车场组成。库房门前是一个连在一起的平台，四米左右的进深。集装箱卡车可以紧贴着平台停靠，平台的高度正好与集装箱里的底部平行，这是便于装卸货物。出关的集装箱先被拉到这里，停在平台前进行验货。如果海关工作人员发现有问题，需要扣下，就把货直接卸在旁边的库里，等待结果。一般来说，只要货被放进旁边的大库里，基本上就算给这些货“判了死刑”，很难再有它们的“出头之日”。
平台上的工作人员正在指挥装卸工查一个集装箱。海关小头目是一个中年男子，给人一种精明、干练的感觉。胖墩墩的身体短粗而又瓷实，安装两个把手能当夯使。他的长相还算过得去，只是那两撇不伦不类的小胡子，与欠对称的五官“重叠”起来，就使整个面孔显得不那么协调了。他支使工人钻到集装箱的最里面，掏几箱货出来。这些装卸工像是临时拼凑在一起的“杂牌军”，他们一拥而上，七手八脚地往外“拽”纸箱。“小胡子”“目测”扔出的纸箱，估计“摔出量”接近五十，他示意暂停，走过去，打开其中的一个，瞧了一眼里面的货物，站在一旁，翻看着手中的单据。这是小孩棉袄，每件衣服都被分别装在一个塑料袋里，分大、中、小三个号。进纸箱前每种尺寸各选两件，捆在一起，使其成为一个“中包装”。几个装卸工凑了过去，找自己喜欢的颜色、尺码，然后用力往外抽，每人至少拿走两至三件。一个黑胖子不挑“食”，抓起一个“中包装”抱在自己的怀里。转眼间，这箱货被他们翻得乱七八糟，抻得七零八落。
库房窗户上焊有手指粗细的铁条，“横平竖直”成方格状。上面七上八下地挂了许多包，形形色色、五花八门、大大小小，里面都鼓鼓囊囊。不用说，如果“探囊取物”，所取出的肯定都是这些装卸工的“战利品”。他们往包里塞“童装”时，海关工作人员做了做样子，喊了几句，像是要制止他们似的，显然，没有效果。这时走过来两个中国人，他俩是集装箱的主人：蒋伟和皮华庭。两个货主见状大声冲他们喊，其内容当然是不让他们再“拿”了，这里用“拿”，有点用字不当，准确地说应该是抢。听到喊声，一个海关工作人员轻声地对这些临时工说了句什么，马上就没有人再动纸箱里的货了。“杂牌军”中的一名“士兵”还把已经装进自己包里的衣服又拿了出来，放回到那个打开的纸箱子里。海关“小胡子”把蒋伟和皮华庭叫到一边，用眼看着这两个中国人，面带微笑却不说话。皮华庭拉了一下蒋伟的衣服：“要不然，再给他打100美元？”“不用，咱们的货没问题！”
海关“小胡子”似乎立即明白了两个中国人的意思，马上显得不大高兴。他把手中单据一卷，到集装箱前，向那些“工人”交代了几句，拂袖而去，两只脚“夯”在水泥地面上，“咚咚”作响。他走进库房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，关上门不出来了。一个装卸工走了过来，找到蒋伟和皮华庭，连比划带说，显然双方都不懂对方的意思。
周坤进了那间小屋子，把提单递给了正在那里喝咖啡的“小胡子”。他接过提单，瞥了中国女孩子一眼。这目光使得周坤浑身上下不自在。她用手指了指提单的右下方，用罗语说：“这是局长的签字！”“小胡子”一看到这个签字，马上放下手中的咖啡杯，抓起电话进行联系……
周坤被蒋伟请了过去，她听“临时工”“哇里哇啦” 地讲了一会，摆了摆手，告诉他们：不用再罗嗦了，我已经明白了。她转过身，对蒋伟和皮华庭说：“这些人讲，他们‘头儿’说了，要重新清数，得把整箱货全部搬出来点。由于工作量大、箱子重，想要 200美元的工钱。听他们的意思，你们是不是没给那个海关‘头儿’打钱？”“打了！他可能嫌少。”“再添点！等他们把你的货都搬出来，他指不定又要找什么毛病呢。加上这帮人连偷再拿，更不合算！”
蒋伟听周坤这么一说，也觉得自己不是没问题，而是“问题”有点严重。他想起了那个“小胡子”贪得无厌的目光，没办法，还得硬着头皮去求他。进小屋，关好门，他“搜集”了一些笑容，“放”在脸上，走近“领导”，往他手里塞那张原本就不应该省的 100美元钞票。“小胡子”说什么也不肯收下，一定要清数。这时周坤又进来了，帮着说情。那也不行，“领导”坚决拒收。又被追加了100美元，还是不行。“小胡子”的眼神郑重其事，态度严肃认真，如果不知底细，你还以为他是一个非常廉洁的海关工作人员。
阎理的两个货柜被拉了过来，“小胡子”走到周坤身边：“行了，你们的集装箱不用查了。你到港口大门外带车吧！”
库房前的平台上，中国人的货堆了一大片。被摔开的纸箱、散落的“童棉服”俯拾即是。蒋伟站在那里运气，皮华庭则是一脸的无奈。几乎所有箱子都被“勒令”打开了，“小胡子”在那里“验明正身”。倒腾了大约一个多小时，具体的数字出来了。“小胡子”用笔在一张纸上写给蒋伟看，意思是：数量对，“内容”有误，80箱货与海关单上不符。“说完”打开一个纸箱，抻出一件衣服：“这是大人穿的，不是童装。”凭心而论，衣服的尺寸是大了一些，不过，用讲道理人的眼光看，还应算是童装，因为它的款式明显是为儿童而设计的。“小胡子”把手里的单据还给蒋伟：“货不能提走，重新打单，补税！”
虽说两人的罗语不好，“小胡子”的意思和其“内涵”他俩却心知肚明。皮华庭坐在一个纸箱子上：“不听我的！最初给那王八蛋100美元，不就行了吗！这下好，一星期也别想提出来！”蒋伟一脸的沮丧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就别埋怨了。我不是想少花点钱吗！”
两人的闷气尚未“闷”完，这时又开进来两辆大卡车。“装卸工” 正准备把平台上的货物再返回到集装箱里，被“小胡子”阻止。他打了个手势，意思是别管这些童装，先去检查新进来的那两个“集装箱”。
蒋伟看了一眼平台，叹了口气：“人真是不可与‘权力’较量、抗衡，只能顺从、屈服于它。特别是当小人得势时，它能‘修理’你于死地。” ……
“高粱地”市场的西边，是一大片“平房”居民区。夜里大约11 时左右，在一家老百姓的大院子里，安华用钥匙打开库房的铁门，走了进去，拉亮电灯。里面是一个大房间，足有 300 多平米。未经刨平的松木地板上，整整齐齐地堆放了许多货。阎理、周坤也跟了进来。他指了一下墙角的那块空地：“周坤，一会儿装卸工来了，告诉他们动作快点，货放在这里。”又转向安华：“明、后天放货时，新到的这两柜货先别往外批，压几天再说。”“好，不过，天快冷了，过了季节，就不好卖了！”“等两星期问题还不大，真要卖不出去明年再说。”
吴玉开着那辆“宝马”，张让坐在车上，张佳在父亲的怀里睡着了。两个运 40尺集装箱的大卡车跟在“红车”的后面，三转两拐来到大院子的门口。张让把孩子平放在后座上，给她盖上一件棉服，先下去了。吴玉紧跟着也下了车，见到阎理后，拉着丈夫的胳膊说：“这是张让。怎么个卸法？”阎理与张让握手寒暄了两句之后，叫住正往库房里走的吴玉：“别管了,我都安排好了。”
两辆“集装箱”卡车并排地停在那里，车的尾部正好对着库房铁门。两个装卸工打开一个集装箱的两扇门，其他几个装卸工爬了上去，他们正要开始卸车，见远处车灯闪烁，都停住了手。一辆警车开了过来，当不当正不正地停在了房东的院门口，从里面下来四个警察。
阎理“递”给安华一个眼色：“到库房找点礼物，多拿一些，分成四份。”说完，他与周坤迎了上去，和走在最前面的那个高个警察握了握手，之后把他们让进房东家里。其中一个警察通过周坤管阎理要租房合同、关单、发票、公司文件、灰卡（外国人在罗马尼亚的临时身份证），阎理把手中早已准备好的所有单据、证件都递了过去。一个警察装模作样地翻阅着。这时安华回来了，她把那高个警察请了出去，走到房外与他小声说了几句。“高个”心领神会，上了警车，摇下左侧的挡风玻璃。过了片刻，安华走到警车旁，把四大包东西从车窗塞了进去。
房东家里，周坤和那三个警察没聊几句话，高个警察就回来了，他给看单据的同伴打了个手势。这人把全部单据、证件还给了阎理。警察们都走出房间，漫不经意地四下看了看。“高个”像在叮嘱周坤：“注意，防火！一定要注意明火，特别是这个季节，很容易发生火灾！”几个中国人站院门口，目送着警车消失在夜色中。阎理见安华站在那里发愣，提醒她：“安华，让他们抓紧时间，卸货！”
在场的中国人负责照看、监工，装卸工迅速卸车，扛的扛、码的码。一名工人正往自己的衣服里塞一双鞋时，被安华逮了个正着。她上前一把将鞋夺了过来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用罗语厉声说道：“你小子谁的东西都敢偷呀！说出货主的名字吓死你！”见到这一“幕”，吴玉对张让说：“看见了吧，你以为我们这里容易吗！每次卸柜子都这样，防警察还得防丢东西。刚才来的警察是七区的，他们还好对付些。如有人犯坏，把总局的招来，麻烦可就大了。不是几包东西就能打发了的，先查你公司……”
两个集装箱基本快卸完了。吴玉走到阎理身边：“我看这货行，明天，往我的商店送点这货？”“还得过几天！”
“此货又来路不正吧？”“别打听！打听到心里是块病。趁现在还有条件，踏踏实实做生意，挣干净钱。我库里的货你随便拉，卖了再结款，保证是最低价。多赚点钱，我看比什么都重要。将来还不知会怎样呢！最好别让外人误会咱们是一个圈子的，到时候再为挨不上的事，给你惹麻烦，就不划算了！还有那孩子的事，你可想好了，到底是谁的？”
“怎么就那么肯定，孩子不是你的？”“连这点‘是非’都辩明不出真伪，我还能有今天？你丈夫也来了，用不着再打‘野食’吃了！跟你就是玩，大家都高兴。一开始我就和你说了，别有什么想法。身边的女人多了，我动过真的吗？”
安华走了过来：“老板，卸完了！”阎理见周坤也过来了，就对她俩说：“赶紧给装卸工钱，让他们走人。周坤，你把那两个司机打发走。一会儿那个多事的隔壁老太太，又该打电话找警察了！”
张让回到吴玉身边，听阎理这么说，不解地问妻子：“咱们这里卸货和那老太太有什么关系呀？”“上次卸货，她嫌太吵，就报警了……” 前中医学院的高才生“下”油锅
王伟达和于一心坐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，对面矮柜上的那台黑白电视机开着，里面播放着美国“好莱坞”老掉牙的电影。于一心把从阎理那里要回的六千美元放在茶几上：“事到如今，只能办成这个结果了。先把钱收起来！”“怎么感谢你才是呀！不然这样吧！现在你们的处境也不怎么好。我拿出二千来，算作给你的奖励。丢八万五和八万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，身子都掉进去了，耳朵还挂得住吗？而二千美元，对于你来说，就不同了……”王伟达拿起美元，从中数出二十张。
于一心不接钱：“那可不行，这是个原则问题，说出大天来，也不能收。要了你的钱，我成什么人了？”“要不然你写个字据，算是我们公司借你的钱，等赚钱后再还。这该行了吧？公司派的那人马上就到，趁现在我还有这个权力，过些时候，也许我想帮你都帮不成，爱莫能助！”
“你要这么说，我领情了。正好，先用这钱租间房……”
“真没有轰你们走的意思。不是说过了吗，我喜欢热闹！再说……”“您误会了我的意思。我和老李在外面租间房，主要是想把公司、身份办了，我们得先站住脚。这里房子是怎么个租法？”
“先到住房介绍所，你自己去就行，那里的工作人员懂英语。先提出你的要求：租多大的房，是一居还是二居，要不要电话、电视、冰箱、家具，底层、顶层行不行。”“这些事我都能说得清。”
“一般来说，‘一居’每月 80 美元，首次入住，需一次付上半年的房租。个别房东刁钻，要求付一年房租才肯租给你。‘二居’每月约 100 到 150 美元，至少得先交三个月或半年的房租。房东的人品也很重要。我有个朋友，赶上一个酒鬼房东。那家伙三天两头去要酒钱。前几天我听说，这位仁兄的房租都交到下个世纪了，就这样，房东还不算完呢！”“不给不行吗？”
“不给?天天来闹，电话不断，什么也别干了！”“换房！非住那吗？”
“他公司的注册地址在那里，要换就得全改。这么说吧，所有的公司文件都得变更，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换得了的，重要的是你拿不出公司的住房合同，续不了身份。” ……
“中国城”饭店餐厅的入口处有 8 扇屏风，它们以锯齿形放置在那里。黄花梨木的屏框上雕有立体花纹，手法为漏刻，图案是二龙戏珠，鬼斧神工般的刀法，几乎要把龙身雕活，表面呈现出柔和富丽的绸缎色泽。屏芯为淡橙色丝绵，它表面绣有黄宾虹的山水画。屏风左侧的一张饭桌，序号为 1，它不被用来接客，是老板“专座”。
大约上午 9 点钟的样子，饭店里没有一位客人，大厅里静悄悄的。阎理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“内弟”赵铁，说：“在我这里打工可以，不过有话在先，对你和饭店的其他人，都将一视同仁，不分厚薄，谁干不好，都会被‘炒’。每月 250 美元的工资。你看行吗？”“行，从今天开始吧！”
“跟我来。”阎理说完，领着赵铁顺着吧台旁的阶梯下了楼，他用钥匙打开一扇上面带有小窗户的木门。这个时间，干活的厨师们还没有起床，里面空无一人。两人穿过厨房走进一个大房间。屋内臭味扑鼻，摆满了上下铺，大约有十几个人睡在那里。房间里又脏又乱，像是多年没有人打扫过。它与干净、整洁的饭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阎理把赵铁带到一个用普通三角铁焊成的上、下铺前，指着堆满杂物的上铺。“你把这个铺收拾一下，就睡在这里。没什么事尽量别走出饭店。这里的大厨姓张，他会给你安排活的。”
说完，阎理就出去了。赵铁面对眼前的这一切，泪水都快下来了。真没想到，堂堂一个中医学院的高才生，竟然落到了这种地步。他站在一个破沙发的扶手上，默默地收拾上铺的破衣服、烂袜子。睡下铺的那人可能是被他弄醒了，翻了个身坐了起来。赵铁看不清这个人的脸，凭直觉，感到他正在盯着自己。“对不起呀！”“没事，你是新来的吧？”
赵铁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，继续收拾东西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见下铺的这人不躺下，仍坐在那里瞧着自己。“打扰了！你不睡了？”“不睡了，快到时间了，9 点半上班！”他说完，开始穿衣服。“谁是大厨呀？”“他不住这里，10点半才来呢！”“你在饭店是干什么的呀？”“我是‘油锅’。”“‘油锅’？那是干什么工作呀？”“罗马尼亚的中国餐馆，一般都这么称呼。‘中国城’是属于比较大的那种饭店，厨房里有大厨、二厨、配菜、油锅和几个打杂的。不象国内的饭店，这里中午客人很少，来吃饭的人都集中在了晚上。白天一般都是些散客，大厨不炒菜，有了生意，由二厨来应付。大厨主要负责检查厨房这几个人的准备工作……”
睡在旁边铺上的那人，在被窝里踹了几下腿。“大清早的，不睡觉瞎嚷嚷什么？”下铺这人吐了一下舌头，示意出去说。他拿起毛巾、牙刷往外走，进厨房后，打开几个大灯。赵铁跟在他的后面，来到洗菜池前，此时才看清他的模样。这人个子不高，胖呼呼的，面目和善，看上去二十来岁。他见赵铁注视自己，伸出手：“我叫贺东，四川人，这里的劳动人民！”
赵铁和对方握了握手。“我叫赵铁，刚来的，你好。”“刚才说话的那人就是二厨，大伙都叫他‘老二’，就是男人的那个。”“你说了半天，我也没弄清你这个‘油锅’是干什么的？”“‘油锅’呀！最累了！炸馄饨、春卷、包子……这么说吧，只要是沾油炸的，都与我有关！”贺东边刷牙边说话，咬字不是那么清楚。“馄饨也能炸?”“对呀，老外就爱吃炸的食品。在他们眼里炸屎都好吃！别人 10 点开始干活，我得比他们提前半个小时到。刚才还忘了说，每天饭店里这十几个人的早、中、晚三餐也是我的工作。”
贺东洗完脸，把毛巾卷起来塞在漱口杯里。他从小台案下面抽出一张旧报纸，搓成一个细杆，在油锅里蘸上炒菜油，用打火机点燃，拿它去点着那八个灶眼旁的引火装置。他接了一大盆凉水放在火眼上，把火调大，不等水开，往盆里放了大约十斤意大利干面条。之后切肉、洗葱头，做面卤。一边干活，还一边吹着口哨。赵铁与他一起忙碌着：“我看那屋里住了不少人，厨房用得了那么多人吗？”“小点声！你刚来不大了解情况，很快就会弄清楚。厨房一共就六个人，算上你才七个。有几个人虽住在那里，却不在这里干活。”
早点很快就做好了。厨房里陆续进人。他们刷牙，洗脸，吃面。大约有十几个人都集中在了这间房子里，他们各吃各的、各干各的，彼此之间很少说话。这时周坤、安华也走了进来，吃早饭。
赵铁算今天是第二次近距离见到周坤、安华。在罗马尼亚的许多中国人都知道，“中国城”饭店里有两个亮丽的女大学生。不少来这里吃饭的人，其动机并不是想品尝饭店的菜肴，而是想一睹她俩的“风采”。论长相，两人就是被放在国内也能称得上漂亮。她俩的美丽不是同一种类型：安华脸上的“部件”，单看和放在一起都很顺眼。美中不足，脸上总带有些倦意，用北京老百姓的话说，“不那么水灵”。仔细观察还会发现，不知什么地方带有一点“刁钻”。大而亮的双眸不时还“蒸发”一些“妖气”。周坤的五官长得并不出众，如果“拆”下来欣赏，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，可是它们“布局合理”、“排放整齐”。另外，脸上写满了清纯的朝气，其“表面”干净、湿润。这就她的容颜产生了质的“飞跃”，与其说周坤美，不如说她的外表非常有人缘更为贴切。其实，她最迷人之处，是那富有感染力的灿烂一笑。这笑容赵铁见过一次，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震撼，不能不使人心动。
当周坤用筷子夹面条时，赵铁和她近在咫尺，也只有这种距离，赵铁才能“彻底看清”一个人。他心中一愣，天下居然还有这等美女！令他心神不定、想入非非。周坤发现身旁这名男子，正用那双由于“厚厚玻璃”的原因，在外人看来比黄豆大不了多少的眼睛注视着自己，脸感到有点热……
机机在小窗口外，用生硬的汉语说：“贺，老板，馄饨，包子。”贺东纠正他的发音：“不对，机机，应该是老板吃，馄饨，包子。”
机机又学了一遍：“老板，吃（由于咬不准吃字，听起来更像，“是”字）馄饨（更像混蛋两字）包子……”经贺东“正音”后，机机说中国话通常带有“贺老师”的“西部情歌”调没了，变成了标准的四川“泡菜”味：“老板是混蛋包子。”贺东一听想笑，还是强忍住了：“算了，算了，别叫老板听见就行了！”
厨房的人陆续开始干活了。张建大厨从后面的门进了厨房。此人个子不高，干瘪的肢体似乎不含什么水分。这种瘦，给人印象就是骨头外面蒙了一层皮，看到他这副尊容，真的很难把他与厨师联系起来。不过，贺东倒有句“名言”：“做厨师这种工作的人，一般不是贼胖就是猴瘦。前者是会吃，后者则是吃伤了。”看来，张建肯定要“归口”到后一种人里去了。单看他的外表、长相，不知什么地方让人感觉他很精，用老北京话说就是奸，新北京话叫“积贼”。张建穿戴非常考究，干净整洁，俨然一副老板的派头。说起话来假装斯文，一副居高临下、盛气凌人的作态。操江南口音，底气明显不足，嗓音高而尖，不男不女。他冲赵铁走了过去：“你是那个新来的？以前在厨房里干过吗？”“就算干过吧！”
“别就算。我是问你，干过还是没干过？”“在别的饭店帮过忙！”
“那不算。这样吧！你先给小贺打下手，熟悉一下情况，两星期以后接他的活。（然后像是对大家）今天晚上客人多，大家准备得充分一些，别到时‘掉链子’，菜上不去，可别怪我骂人！……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阎理进来了。厨房的其他人，并未理睬，低头干自己的事。只有张建赶忙走了过去，刚才的那副“主人风度”，瞬间变成了奴才模样，甚至说话的声音也变了：“老板，已经安排好了。”
阎理发现软冰箱门上爬了一个大蟑螂，但并没有用手去打。他似乎不把张建当回事，也未用“正眼”瞅他，只是再次瞧软冰箱上的那个“昆虫”时捎带脚地扫了他一眼。更没听对方说什么，阎理从嘴里吐了四个字：“你来一下。” 说完转身走了。
张建像是接到了“圣旨”，快速追了出去。厨房里的人该干什么，仍然在干什么，好像没有什么人来过，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贺东从软冰箱里端出一个盆，就是国内洗衣服用的那种生铝盆，里面盛的是炖熟的鸭架子。两人一起撕鸭架上的肉来。贺东把嘴贴近赵铁的耳朵：“刚才进来的那个‘衣服架子’是日本人：张贱骨头。他还有一个‘出嫁’后的日本名字：人头太次郎。大家已经习惯了他那狐假虎威、狗仗人势的‘工作作风’，见怪不怪了！”“是不是与老板有亲戚关系呀？”“没有，如果有，更不知道他有几条大筋了。以后你注意一下，咱们舌胎是红中有白。他是黑中泛黄，这里人都说是‘舔’的！”
这时一个女孩的尖叫声从后面传了进来，听起来很吓人。厨房里的人没有什么反应，似乎未听到这异常的声音，仍各忙各的。赵铁觉得奇怪：“贺东，这是什么‘鸟’叫？”“小点声。厨房的人都知道，老板一叫‘张大’（这里指张建），就是让他到前台照看一下，然后老板去后面干事……”“干事？干什么事？”“我看你真是个雏儿，这么简单的‘局’都看不懂。刚才来吃早点的那两个女孩，当然，不一定都是女孩！咱先这么称呼着。每月一千多美元的工资，‘班嘟了切’？（罗语的意思是：为了什么？）”“瞎叫唤什么呀？”“一种可能，是男的强行放炮！不过，以鄙人之见，不象！”“为什么？”“这动静不象，因为每次尖叫一声就完了。第二种可能，女方就这个习惯，不这样不痛快！”“不是两个吗，怎么分配？”“看你老实巴交的，也一肚子坏水。是不是问得太细了，这个课题，我留给你去研究。她俩是同学，据说上大学时还是最好的朋友。周坤来这里，还是安华推荐的呢。老板到学校挑人，那天并没有见到周坤。安华被选上后，还以为是去什么好地方呢！便把周坤给介绍过去了，她一下子还就被老板看中了，谁知是进‘尿坑’了。现在她俩的关系很僵，除了工作上有事，两人基本不说话。其实这事也不能全怨安华，谁能想到明天会发生什么呢。起初她也是好心，天上掉了个大馅饼，能不与最好的朋友分享吗？要知道尿床，就睡筛子了！可知道了，谁还尿呢！”“也分人，就是不愿意，还能硬来吗？实在不行换个地方，到别处打工。她俩语言又好，做点什么不比这里强？再不行就回国！”“这倒也是，好像周坤就不怎么屈服，老板拿她也没有办法。话分两头说，老板也不是吃素的，手里攥着她俩的护照、证件，再威胁两人几句，女孩家的，也不能不怕。尤其是周坤，老板还没尝到什么‘味道’呢，能善罢甘休？俗话怎么说来的，‘老婆不如妾，妾不如情，情不如摸不着！’”“你真能侃！” 用别人的钱“打天下”
晚上，吴玉家的卧室里，在大双人床上，她靠着被子，坐在那里看电视，手里拿着遥控器，不断地调换着频道。她看了一眼张让：“我都联系好了，明天送佳佳去幼儿园！”“我不去幼儿园！就跟爸爸在家！”
“不行，这家听谁的？整天占着一个大活人，什么也别干！”“说实在的，这里幼儿园条件是差了点，脏兮兮，什么玩具也没有！”“明天我跟着爸爸，爸爸走到哪，我就跟到哪！”
“就这点讨人嫌。我让孩子去幼儿园吧，你反着说。我不管啊！她明天不去，你就背着她去商店。条件差？咱们北京家旁边的幼儿园条件好，你送呀！送得过去吗？”
张让用手摸了一下闺女的头：“要不然，咱先试试？佳佳和蓝眼睛、黄头发的小朋友玩，那多有意思呀！”张佳趴在爸爸身上，不高兴。“你要有一个精神准备，我又有了！”
张让有点漫不经心，随口答应了一声，马上觉得不对：“嗯，啊？有了，你没有搞错吧！我才来几天呀，咱们也没怎么过‘组织生活’，这‘小党员’就发展出来了？”“你什么意思？”“别急，这不是开个玩笑吗！”“有这么开玩笑的吗？你还得抓紧学点罗语，先把数字念熟了，过些日子独自一个人到店里照看几天试试。咱们商店的两雇员你可得盯紧点，这儿的人，没有不偷的。你不用管什么，卖货、理货、搬货都不用插手，看住钱箱就行了。若嫌他俩干的不好，辞了再找，人有的是！”
“我看这些日子你净换人了，跟走马灯似的，这不是件好事！”“我是老板，想换谁，就换谁！”“这个月你‘炒’人不下十名了吧？有必要吗？那个叫克瑞斯蒂的小伙子，我看就不错！”“不错？有种旅游鞋卖六万列伊一双。那天咱店里来了一个顾客，可能是他的女朋友。他只收了三万列伊，就想放她走。我当时故意没往那边看，假装记账。其实斜眼盯着他俩呢，我是谁呀！立马就把他开了！”“既然都偷，换人有什么用？”“没听你那些在美国的同学说，那里打工的中国人，经常凭白无故地被白人老板炒吗！这里的人甭管怎么不济，也是白人呀。开这些黄头发、蓝眼睛、大鼻子的雇员，我心里有一种快感！况且辞他们，都是被我抓到了把柄！”“这可是两档子事！”“一回事。从古到今，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历史还短吗！美国人现在狂，不就是兜里有几个臭钱烧的吗！有什么呀！中国人的文明史‘写’五千多年了，美国才几个月呀！不戴‘宝宝乐’还尿床呢。不信你问问美国人，肉是做熟了好吃，还是生的顺嘴，这问题是什么时候才搞明白的？他们现在不是还把牛排弄得半生不熟地啃吗！美其名曰：营养成分不被破坏……”“反正一提起美国，你就像是一个苦大仇深的穷孩子，有满肚子话要说。人家美国富有，也没惹着你呀！”“怎么啦，它惹着我了！你瞧在国内去美国大使馆，签证官见了我那副德性，跟打发要饭的似的，爱答不理的。”……
在一个小两居的单元楼房里，李振、于一心两人正忙着收拾屋子。这是他俩的新家，房间未经装修，里面陈设简单，家具破旧，由于不向阳、采光差，显得不够敞亮。于一心用抹布擦写字台上的灰尘：“你觉得这里怎样？”“还行，地方偏僻点，屋里条件差点，可是它便宜呀！我看房东也不错，像个知识分子。”“是个大学教授！”“你看怎么样，老头面善，像个学者，我看人特准。”
于一心把抹布放入脸盆，投了投，拧干：“又吹上了。”“连同三个月的房租才 300美元。三个月，咱能挣多少钱呀！时来运转啦，猛虎要下山啦！”“往后别总和王经理‘抬棺材’，瞎争什么呀！”“我真是看不惯，拿国家的钱不当回事。要是花自己家的钱，肯定不会那么大方！”“甭管怎样，没有王经理，哪有咱们今天呀！他说话办事还行，人也不错，用不着看不惯人家。你那个‘三好学生’，花钱倒细，她管咱们吗？正因为王经理没花自己的钱，所以才做好事，帮助赵铁和咱们。他还属于国家干部，不是生意人。王经理丢钱、丢货都这样了，还整天地算计，是什么级别的干部，应享受什么待遇呢！老说他是局处级，应该和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武官一个级别。还说人家武官国家什么都管，每月还拿 600 美元的工资，他才 500 美元。瞧他比的人！他还停留在‘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’呢！对这种人，你叫什么真儿呀！”“有时也想忍，可我真是听不下去！”“人不能全合适。吴玉倒是个生意人，说起话来没有毛碴儿。她能在没有利益的情况下，帮咱们忙吗？”“这‘东西’实在是没良心！”“也属正常。她得在这里生存，钱对于她来说太重要了！不象王经理，无论在这里干成什么样，回国后肯定饿不着，工作有着落，局处级的待遇变不了。咱们行吗？”
“真是这样，要不是你上赶着，王经理那两箱货肯定就白扔了，一分钱也见不着！”“为什么这里的黑道专弄国营公司。坑私人，人家真跟你没结没完呀，‘丈夫死了，家属不干呀’！”“可不是！你看像吴玉那号的，和阎理睡行，要钱不行。”“别乱讲，你怎么知道他俩睡过？”“你真木，那阎理舔过的盘子，姓吴的接着舔，没那事能吗？”“真能胡说，谁舔盘子了？”“你们都没注意，连张让也算上，那次吃饭，别看吴、阎两人‘无言’，但相互间的眼神，一看就不对。他们两人只相互望了那么一眼，我就敢断定准有那事。我是火眼金睛，李大圣的眼！”“别糟蹋‘大圣’这个词了，大圣就看这个呀？你别整天没正经，想想下步咱们怎么办吧！”“怎么办？发货呀！”“发货？钱呢，用什么发？再说，就算有钱，发什么？”“这我得听你的！”“一来正格的了，就不李大圣的火眼金睛啦？”“我这个‘金睛’，专门针对男女之事。你就琢磨吧，凡是有人群的地方，是是非非不断，妖精不断，我就看这个成。”
“借王经理的钱，不是还剩一千多美元吗，咱俩先租一个商店，通过卖货，摸一摸罗马尼亚人的脉。你以后对王经理的态度好点，咱开店，得从他那里拉货。人家说话你就忍着点，不爱听就别听，光图一时嘴痛快不行。谈起做生意，头头是道，一到实际不行了。书读的不多，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毛病不少，没有冤枉你吧？”“这就是我们老师的优秀品质，照亮了别人，燃烧了自己。为了解放世界上的三分之二受苦人，宁肯自己饿死，也全然不顾，这是一种爱的奉献。知道戈尔巴乔夫搞改革，其最伟大的功绩是什么吗？就是解决了苏联人民的就业问题。不幸的是，自己光荣下岗了……” 女人打架在“掐、抓、揪”字上下功夫
在“高粱地”大市场吴玉商店的门前，张让带着张佳卖货。前面说过大市场里的商店，都是把一箱箱货摆放在自己的门前。每家商店的“门脸”要有一丈“胖”，其纸包装箱便要占到三米三宽。几十家店铺连在一起有百米之遥，店前的“货龙”便被拖出百步之远。这里卖货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商店的柜台上交易，而是在“光天化日”之下进行，因为店铺里根本就没有柜台，除了货还是货。那时店前还没有雨搭、阳棚，卖货人栉风沐雨，被光照日晒，时间一长，他们的皮肤变得干燥粗糙、黑中透红。给人感觉个个像刚从“庄稼地”里“解放”出来的“村里人”。
张让正用生硬的罗语与顾客讨价还价。张佳坐在旁边的纸箱子上读那本已经被翻烂了的小人书，一边看还一边喃喃自语，见爸爸和那人说起来没完没了，就大声嘟囔：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卖完呀？怎么还不完呀！”}佳佳，别吵！你要不听话，还是去幼儿园吧！”“我不去，就在这！”
张让谈好一笔生意，正要进店搬货，看见吴玉从外面回来，对张佳说：“佳佳，你妈妈回来了。”
吴玉见张让要“干活”，马上制止：“张让，你别管！（对着男雇员）旦，发戚！（罗语的意思是：旦，做。）发戚，列不得（罗语的意思是：快点。）！”然后脸对着张让：“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让他们干，咱付钱了，凭什么你干呀！你只管看好咱们的货款就行了。你是资本家，是老板！”“咳，我干点活，累不着！”“累不着也不行！老板就是老板，雇员就是雇员。你有那精力干点别的好不好？”张佳一听妈妈说这话，高兴了：“妈妈，我让爸爸给我讲故事，他说没时间！”
“你先等等，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一会你到李老师的店里去一趟，王经理也在那儿呢。我刚从那边过来，看见他们店前围了好多人，生意不错。你过去探听探听，看看他们卖的是谁家的货！据说王经理的货大部分都放在李老师店里卖，如果有可能，咱也从他那里拉点。听朋友讲王经理的公司最近又到了两箱货。你过去一趟，别等货来了再套瓷！”“我不去，你以前对人家那样。”“哪样呀？我也没说不管他们呀！再说后来他们不是有地方住了吗，你脸皮怎么这么薄呀！这是生意场，少来点小资产阶级的‘酸白菜’好不好。脸皮值几个钱？谁也别吹牛，饿他几天，嗟来之食照样吃得香。朱元璋成事之前不是也吃过泔水吗，你这辈子还能当皇帝不成？”“宁可不挣这个钱！”
“你这人怎么榆木脑袋不开窍呀！你那些去美国的同学，给人家打工，吃主人喂狗的糊糊，不也‘愉快’地往下咽吗！”“那不一样！”“那是不一样，我充其量是屈服于自己的同胞。咱们这是家丑，是‘人民内部矛盾’。你那些同学是把德行散到美国去了，那是‘民族矛盾’。怪不得美国人那么瞧不起我们呢！他们所见到的中国人都是你们这号人！”“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偏执了。究竟什么原因，使你这么嫉妒那些去美国学习的同学？”
“不是嫉妒是仇恨。我毛病再多也不会到美国国会上说不利于中国的话！”“他们是少数中的少数，是极个别人。那几个人不能代表去美国的留学生就都不好！”“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悲哀！”“我说话你不爱听，你看问题总是那么片面。我们应该豁达一些，大度一点……”“得，你去大‘肚’子吧！咱俩从根儿上就谈不到一块。办正事吧，你还是先去李老师店里，假装路过，别说是我让你去的……”
吴玉正说着，发现店里的女雇员正往自己内衣里塞钱，就上前一把抓住她的手。这个雇员十八、九岁，瘦瘦的，长得属于文静的那种类型，蓝蓝的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黄黄的头发，细细的四肢，怎么看都不丑。虽然天气很冷，可是她仅穿了一条加厚的牛仔裤，上身“裹”着没有拉上拉链的羽绒服，贴身“套”了一件红色带黑大方格的绒布衬衣，再往里就是胸罩了。她往内衣里塞钱时，正好被吴玉逮了个正着。可能是吴玉用力过猛，拽女雇员手时把她的内衣也拉开了，白花花的乳房一下子裸露了出来。女孩子先是一愣，然后像是受到了奇耻大辱，恼羞成怒，脾气发作，扑上前和吴玉扭打。张让见了，过去想把两人劝开，谁被打坏了都不好，既怜香惜玉，又怕老婆吃亏。雇员的个头比吴玉高出许多，俗话说“身大力不亏”。妻子虽说脾气暴烈，毕竟已经有了身孕。他走过去，一见女雇员那半裸的上身，又无从下手。听到张佳的哭声，转身去抱女儿。这时她俩已经撕扯、扭掐在了一起。别看对方人高马大，根本就不是吴玉的对手，不象武侠小说里写得那样，大战多少回合不分胜负。吴玉三下五除二就解决战斗、将其制服，一手抓住她的头发，另一手拧住她的小臂，死死地把她按在了店门前摆放鞋的箱子上。这期间买东西的顾客逐渐围了过来，男女都有，大家都在看热闹。女雇员停止了反抗，用手护住胸部，趴在纸箱子上哭了。吴玉见势也松了手，喘着粗气用地道的罗语向周围的人一五一十地讲述怎么回事。围观的人见那雇员手里还捏着纸币的一个角，它显然是从最大面值的“列伊”上扯下来的，其余的部分被攥在了吴玉的手里。人们知道这个中国人没有撒谎，他们纷纷散去。“被打者”站起来，系好上衣，甩下一句：“你等着！”转身走了。
张让抱着孩子过来：“你没事吧？”“没事！”“就为那几美元，孩子再掉了！”“是她先动手的！”“她走时说让咱们等着！一会再把警察弄来！”“怕什么？越软他们就越欺负咱们！”
吴玉经过剧烈的“运动”，脸上红扑扑的，站在那里，喘着粗气。她见李振快步走了过来，热情地打招呼：“李老师，走这么急，您干什么去呀？”“想找个罗语说得好的人，我店里来警察了！”“我去吧，是七区的？还是总局的？”“我也说不清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！”“您别急，他们就是想要点钱，没什么新鲜的！您手里有钱吗？先给我二百美元，看能不能给他们打发了！”
李振掏出美元。她从里面抽出一张 100 美元和五张 20 美元的钞票，把钱塞进自己的裤兜里：“您先在这等会儿，我去一下就回来。他们对女士一般还比较客气。”说完急匆匆地走了。
李振坐在了张让身边，和他攀谈起来。“最近生意怎样？”“还行吧！关键是货不对路。圣诞节前还是小孩的服装相对好卖些。我看也就这么几天了，过了节就没生意了。你们那里怎么样？”“我和于一心两人关键是语言不行，不会张罗，要是有吴玉那两下子就行了！”“她不经常在店里，事特多，总有人找。我也不行！您可以叫雇员热情、勤快点！”
“有时我俩不好意思总支使他们。我们的雇员懒着呢，不说不动，知道我俩语言不行，有时明明听懂了还装糊涂。近来不知怎么搞的，老丢货！”“这点你俩得向吴玉学习。有时我觉得她对雇员过分苛刻，使唤他们跟使唤仆人似的，其实从咱们的利益出发，不这么做还真是不行！”
“没错。不过这事也得分人，让我俩那样，有时真是拉不下脸，当着顾客的面呲人，怕他们下不来台！”“咱们都不是生意人！对了，有件事我一直想说，总找不到合适的机会。吴玉以前有些做法和说过的话可能伤了您，千万别往心里去……”
“这话就见外了。她甭管怎么说也是我的学生！哪有老师和学生计较的？再说，一个人在罗马尼亚确实挺不容易的，你来到这里，她才算真正有了帮手。到这儿时间不长，我深有感触：‘不依靠组织，革命是真难呀’！在国内朋友多，遇到挫折，‘撞上’困难，有地方可找，都能帮着想办法解决。在这儿碰见难事，真是呼天天不应，唤地地不灵呀！”“真是这样！我们吴玉在国内，那真是愤世嫉俗，对有些社会问题怪话多着呢！一出来，我看她整个一个‘党代表’，谁说中国不好，她就跟谁发疯！”“这叫家里的事自己说行，怎么评论都不为过，旁人议论则‘大逆不道’。”
两人正聊得起劲，吴玉回来了，带着得意的神情，见到李振后，马上把剩下的美元还给了他。李振接过钱：“怎么样？”“没事了。到了你们的商店后，那两个警察很有礼貌地告诉我，他们是七区警察局的，进店后发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，开口就要一千美元。我说这里就有 20 美元，要不要你们自己定夺，不然就封店好了！我告诉其中的一个警察：‘刚才你出示工作证时，我记住了一个警号“25127”，这个号码容易记，25日的圣诞节在12月份，今天正好是本月的第 7天“25127”，我已记住了这个“吉祥”数字。’两个警察不置可否，赖在那里不走。我不理他，和你们老于聊天，成心装出什么事也没发生。一会儿他俩先绷不住劲儿了，问我再加点行不行。我说 20 美元就不少，你们一天得去多少家、收多少钱呀？又过了一会儿，见我还不理他俩，拿起那 20 美元，夹着尾巴走了。”
“你真行！”“我这也是锻炼出来的，更确切地说是被逼出来的，对待他们不能太老实。我看你们商店的位置不错，生意挺好的！”“你一提生意，我还真得赶快回去了。要不然，于子又该和我吹胡子瞪眼了！”李振说完就走了。
吴玉见李振走远了，问张让：“怎样？我看你俩聊得挺热闹呀！”“也没有，闲谈。”“孩子饿了，你给她买点东西吃吧！”
“佳佳，告诉爸爸，你想吃什么？”“我想吃鸡蛋炒饭！”“这儿那有蛋炒饭呀！爸爸给你买一个土耳其饼怎样？”“我不想吃！太硬，不好吃！”“那爸爸给你买软的，面包里夹鸡肉的那种？”“上面的红糊糊我不爱吃！”“那叫蕃茄酱。”张让说完领着张佳走了。
今天的生意真是不错，一个上午，剩下的这名男雇员一直忙于卖货，就没闲着。吴玉坐在一个不知从哪里拣来的破木凳子上，找出一张白纸，用一支加粗的黑色水彩笔写了行罗文：“本店招聘一名女雇员”，随手放在了一个纸箱子上。笔帽还未盖好，走过来一个三十来岁的罗马尼亚妇女，看见了那张纸，收住脚步，问男雇员：“你们这里要卖货员？”男雇员没有说话，用眼睛“指”了一下他的老板。吴玉抬头看了一眼来人，嫌她岁数有点大。“不需要，我们已经找好人了。”“应聘者”扫兴地走了。
男雇员见一个拎包的妇女走了过来，上前问对方想买点什么，显得非常主动，不像刚才吴玉不在时，见了顾客一副爱买不买的表情。看来他还真是惧怕女老板六分，“领导”在场与不在场大不一样。
一个中国老太太推了个小车走了过来，是卖午饭的。吴玉马上站了起来：“大妈，今天吃什么呀？”“米饭，猪肉土豆，葱头鸡蛋。”“一样来一个吧！”
张让领着女儿回来了。张佳手里拿着一个有巧克力酱的夹心面包，边走边吃、一蹦一跳挺高兴。吴玉见到他俩后，开始埋怨：“我不是说了吗，别再给她买这个了，牙都吃坏了！”“吃完让她用水漱口不就行了吗！别的她不吃呀！”“你就惯着她吧！刚才那个送饭的老太太来了，我买了两份，吃吧！”
张让看了一眼纸箱上的饭：“佳佳，来，先别啃面包了，吃点饭。”
不足十分钟，来了五、六个想到这里打工的女士，她们问三问四。吴玉有点不耐烦了，把那张才写好的‘启事’用手团成一个纸球塞进一个鞋箱子里。“咱这里还成香菜饽饽了，问起来没完了！”“不找了？”“等等再说，先吃个安稳饭。”
见老板一家子吃饭，暂时又没有生意，男雇员也开始吃从家里带的午餐。他的食物很简单，面包里夹一块奶酪和一个洗干净了的胡萝卜。吴玉看着他吃的东西对张让说：“他这也叫‘用膳’？继续改革吧！再改下去我看只能吃胡萝卜啦！齐奥塞斯库要是健在，看到他的子民‘吃糠咽菜’，非气中风不可。”“你别看这样，他们也不说齐奥塞斯库好，当然也不说现在的伊利艾斯库好。他们就崇拜美国，向往大西洋彼岸。”“美国好，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呀！”
李振又回来了，见到吴玉笑着说：“你还得去一下，又一拨！”“您别急，我这就去……” 黑市炒汇“心虚钱实”
圣诞节在欧洲就像中国人的春节一样，没有什么节日能比它更被人们重视了。中国人春节不能不过；同样，欧洲人圣诞节也必需要过。于一心和李振合伙在“高粱地”大市场里租了一个商店，近来生意不错。
这是一个周日的下午，睡过午觉，于一心把书包里的列伊倒在一张铺开了的报纸上，坐在家中地毯上数货款。李振从他的那个房间走了出来，身边还跟着一个非常漂亮的罗马尼亚姑娘，看上去也就是十七、八岁。他用刚学会的、半生不熟的罗语，和她连说带比划。对方懂没懂不好讲，反正于一心是听明白了，意思是：明天务必去商店，我已经离不开你了。临出门时，李振把自己的脸伸向那个女孩：“丹比拉，丹比拉！”让对方吻他的脸一下。“丹比拉”是盖章的意思，直译成汉语就是：用嘴在脸上盖一个章。李振和她又亲热了一个“时辰”，其过程还伴随着声音，之后他挽着姑娘的手出去了。不一会工夫他回来了，走过来帮着点钱。于一心没有抬头：“完事啦？”
李振装糊涂：“完事！完什么事？你说话别这么直截了当好不好？”“离开老婆才几天呀？就憋得刨地啦！”“你是不是有意见呀？”“意见大了！”“我也是为了早点学好罗语，才不得不这样做呀！有那么一说：‘要想学的会，就得主动找年轻、漂亮、细嫩女师傅睡！’说句真话，这几天，我的罗语是不是有了长劲？”“真是这么一回事，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，进步真是太大了。不过你学的那些‘床上用语’咱们卖货时用不上呀！”
“要是早二十年改革开放，二十浪荡岁来这，那就好喽！那会是什么感觉？”“你不怕累死？”“别老这么假正经好不好？你是不食人间烟火呀，还是阳痿早泄呀？我可提醒你，这事不比别的，它是一年不如一年，一会儿不如一会儿。你还真得抓紧时间，不能再这么‘虚度年华’！”“反正一谈起这方面的事，你就热血沸腾，像是要去实现‘英特纳雄耐尔’似的！行了，赶紧把这些钱再数一遍，点完了咱们好去炒美元。这天色说话就黑！”……
于一心背了一个破书包和李振走出家门，来到街上，见迎面开来一辆有轨电车，两人小跑着过去，上了车。布加勒斯特的有轨电车都非常陈旧，大部分“车龄”少说也得有四十岁，说它们“老迈年高”不为过。作为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，它们都已经进入“暮年”，不过这帮“老家伙们”干起“工作”来还算是兢兢业业、尽职尽责，身子骨也挺硬朗，没什么大毛病，“走”起路来是“咣当”“咣当”、左摇右摆、上悠下晃、前颤后抖。
车上的乘客很少。两人上车后，于一心掏出车票，在车门旁的压孔器上打孔。布加勒斯特的公共汽车上没有售票员。在略微大一点的车站，都有一个临时小屋，售票员坐在那里面卖车票。乘车的人可以上车前买，随买随用；也可以多买一些存着，什么时候坐车时掏出来就使。
李振坐在打孔器旁边的一个空位子上，眼睛看着于一心消票：“我坐这么多次的车，还从来没有遇上过一次查票的！”“那是你打票了，要是不打，你试试！碰上一次就够你受的。他们当地人逃票，罚点钱就算没事了；要是真没钱，说两句好话也就过去了。换了咱们，麻烦就大了。在罗马尼亚人的眼里，中国人都是大款，有的是钱，不宰死你才怪呢！如果你不交钱，他们肯定会‘依法办理’。按照他们国家的法规，‘逃票情节特别严重的’可以被拘留，咱们肯定是那‘最高级’。为这几个‘铜板’，我建议‘李大款’，您还是别冒这个险！”“大款能坐这种破电车，脑子还不得摇散了‘黄’？最终也得变成穷光蛋！”
电车停站，上来几个漂亮的女中学生。李振死盯着她们，瞧瞧这个，望望那个。罗马尼亚的女孩子很大方，并不忌讳陌生男人看她们，其中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还向李振投去甜美的一笑。李振的眼睛直了，“固定”在这张秀美的脸上一动不动。于一心见后，用手推了他一下：“嗨！嗨！说你呢，目光可够执着的呀！眼珠子别掉下来，再让上、下车的乘客踩坏了！”“这叫享受美！”“别做了坏事，再找一百个美丽的理由去证明你特无辜！”“该下车了吧？”“看姑娘吧！‘享受美’吧！说你心没在肝上，你不服气！这里我们都来几次了？还不知道哪下车呢。”
李振的视线仍没有收敛的迹象，当然，嘴巴和眼睛属于两个“系统”，一心可以二用，看美女、“反击”同伴两不耽误：“你才三十岁就到更年期了？不会吧！怎么得理不让人呀！”“准备下车吧！”两人先后下了车。电车门被关上了，李振的目光才从这几个少女身上“撤军”。
布加勒斯特市内有些街道拓得很宽，两边没有什么建筑物。拿眼前这条路来说吧，最中间是两条有轨电车的铁轨，它的两旁是柏油路，每侧并排行驶四辆大卡车不成问题。道边是十几米宽的便道。马路南面还零星有一些楼房，路的北面则是一大块空地。可能当初修这条城市干道时，预留那片空地是要盖些什么，不知什么原因至今仍闲置不用。
如今在这片空地上，零零散散地建起了一个个小临时活动房。它们每间大约有 30 来平方米，里面放那么几个柜台，一、两个货架。上面摆放一些汽车零件、录音磁带、玩具等小商品，不知情的人弄不清这是什么店。其实此处根本不卖货，是阿拉伯人开的“炒汇点”。屋里的一切那只不过是个摆设、幌子罢了。大约有一百多个这样的“炒汇点”，它们组成了布加勒斯特最大的外汇黑市。这里的店主都属于“小户人家”，是吃“外汇”饭的“中产阶级”。真正的大户不出头露面，把美元批给这些“小老板”，通过他们再“炒”给那些需要美元的人，其中大部分则是中国人。据说这个“黑市”影响着罗马尼亚“外汇”的行情，更有甚者说它是罗马尼亚经济的“晴雨表”。
临时活动房子门前都摆放了一把椅子，上面坐着的那人，负责向来这里换汇的顾客报汇率，另一个任务是放哨。如果来换汇的人能接受他的汇点，他会把你领进屋，引见给同伴。里面的人负责交易，他往往先与来人寒暄几句，之后问你“炒”多少钱。交换时，先把所要换的外汇递给来人，让你点数、辩真伪。待你满意了、把钱装好后，他再收列伊。这个“行规”细分析起来很“科学”，它给来这里换钱的人一种安全感。不象大街上那些“切汇”的人，交换钱时，趁你点钱的工夫做一些小动作，达到他们骗钱的目的。从另一个角度上看，这个“外汇黑市”的存在，对中国人来说是件好事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听说哪个中国人在这里换钱时被人“宰”过。
于一心和李振没有马上换钱，先是询问了几家的汇率，又商量了一下，然后走进一个刷有蓝漆外墙的小房。店里黑乎乎的，光线很暗。本来不大的房子，还被隔出一个小间。这个小间大约有五、六个平方，靠墙边放了一个小桌子，桌子旁还有一个后门。据说，如果警察来了，前面的人吹一声口哨，换钱的人就可以从这个门溜掉。
店小老板叫阿里（作者印象里，一百个生活在罗马尼亚的阿拉伯人里，至少九十五个都叫阿里），黑黑、胖胖的，说话粗声粗气，见到来人，咧嘴一笑。经过一番不太激烈的讨价还价，双方找到了“切点”。阿里把于一心、李振请进小屋，打开一个三瓦“厕所节能灯”，得知来人要换 5500 美元，摸了一下裤兜，告诉客人自己的钱不够，出去一会儿就回来，说完就走了。小屋里只剩下两个中国人。
李振一脸的“警惕”：“上两次来，阿里直接掏出美元就换。今天你不感到他的动作有些异常！不会是叫人，来抢咱俩的吧？”“不会吧！好多中国人都在这里炒汇，还没听说过谁出过事呢！”“明天就听说了！”“别说不吉利的话，他们不会因咱们这点小钱，把买卖砸了吧！把全世界阿拉伯人的名声给败坏了吧！”“甭说那么‘大’好不好！”“真是这样，不信一会儿换完钱，你问问阿里。在他们阿拉伯国家，漫说抢东西，就是偷东西，第一次就得剁手，第二次就砍胳膊……”“第三次呢？”“胳膊都没了，还敢有第三次？再偷这样……”于一心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：“切脑袋！”“真的吗？”“你还认真起来了！我估计手剁了，就没有人再敢偷了！不过假如你生长在阿拉伯国家，手是不会被剁的，你不会犯这种错。但有可能被乱石砸死……”“这是犯了什么罪？”“淫乱罪！”
阿里回来了，走进小屋，打开一个大灯，把屋门别上。一个劲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然后把钱递给了中国人。于一心接过美元，先数了一遍，看了看没什么问题，递给了同伴。李振又点了一遍，没辨真伪就装进兜里。于一心把书包里的列伊倒了出来，堆放在小桌子上。阿里用计算器乘出应该收下的列伊数，用铅笔把数字写在一张纸上，显示给李振看。然后清点整沓整沓的列伊，先点整数，再算零头。之后从中任意抽出两整沓钱，数了起来，钱点得飞快，数完后确认无误，他把成沓的列伊装入自己的大书包，做了一个完成的手势，意思是可以走啦。在于一心转身之际，阿里递过一张名片，希望下次换汇还找他。 王伟达的“婆婆”来了
春天来了，大地复苏。那条贯穿布加勒斯特市的“无名河”也开始解冻了。此河说其无名，实际上是中国人不知道它的名字，因为“无名河”还没有大到往世界地图上标明的程度。市区南端“无名河”的两岸有几块很大的闲置空地，“周末车市”就设在这里。说是车市，其实就是一个自发的周末集市。每到星期六、星期日，这里除了主要卖二手车外，卖什么的都有，小到衣服上的纽扣，大到……，当然就是汽车了，新货、旧货应有尽有。在“市场”里卖货用不着上税、交店租，这就使得东西很便宜。出于这个原因，几乎全市想卖东西的主和那些要买东西的人，周末都来到这里集中。每逢双休日，河岸两旁熙熙攘攘、人声鼎沸。
这天，于一心、李振约王伟达一起来到“周末车市”，两人想要买部二手汽车。三人边逛边问车价。李振还捎带着看看那些旧货摊，不时地蹲下翻一翻地摊上的集邮册，找一些中国邮票。于一心对此不感兴趣，来这里的目的明确，就是要买一辆二手轿车。他边走边看各种待卖的汽车，不时还询询价，问问车的年限和性能什么的，进行比较。他们来到一辆五成新的“奥迪”前，于一心用手摸着它的机盖说：“王经理，上次你们的‘大奔’是谁帮着买的?”“别和我们比，我们买车只要是看顺眼了，拿钱就买！当时好像没走几步路，也没看几辆车，就选上我们现在这辆‘大奔’了。买到家一打听，才知上了个大当，最起码多花了1000美元，好在不是自己花钱！”
于一心让车主把机盖打开。“我俩买的车主要用于拉货，省油、皮实就行，外观好看与否无足轻重，价格当然要物美价廉。”“买回去你俩谁开呀？”
于一心仔细观看车的机器。“我的驾照已经办好了，花了50美元。不过从小到大我还没碰过方向盘呢！”“李振不是会点吗！”“他呀！骑大‘洋马’成，开洋车不行！”
李振买了几张中国邮票站了起来，正好听见于一心在背后说自己，走了过来：“于子，你话里有话啊！是不是吃不着葡萄啦？”
王伟达听出他俩人说话的实际“内容”。“李振，你才来几天呀，就开始养花了！”“别听他的，水分太大！”“水分？王经理说得太客气了！养花？他整一个联合收割机，有多少‘摘’多少，‘通吃’！”“你们看这辆‘奥迪’怎样，才 2700美元，8 年的车！”
三人凑到车前。车主非常热情地介绍机器的优点和性能，也不管对方能否听懂罗语，说起来没完没了，真让人烦。于一心坚持要 2400美元买下，车主不同意，双方僵持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没能成交。他们继续往前走，李振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那车一眼：“别急，车有的是。咱们是‘上帝’，现在谁有钱谁当爷！”
于一心用纸巾擦去刚才看车时沾在手上的油污：“提起钱，咱可有话在先，这辆车算我俩的‘不动产’，摊入成本！”“你俩才合作几天呀！开始‘独立核算’了？”“不能混在一起。他‘采花’我买单，恐怕不大合适吧？”“我还受累呢！”
“你俩这样蛮好，省得为钱的事吵崩了，那样对谁都没好处。这里多少中国人为了银子‘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’，到头来弄得个屎臭尿臊！有些是多少年的好朋友，为了各自的利益，反目成仇。个别的亲兄弟之间因‘分赃不均’还动刀子呢。我看你俩这么做挺好，有益于长期合作。就算将来分手了，也能继续做朋友。”
李振颇为得意：“这还是我先提出来的呢！这是根据南方人的先进经验，制定出北方人的‘作战方案’。”“不过咱们假设啊，将来你俩分家了，这车怎么办？不能你扛个轱辘，他扛个保险杠走吧？”“我俩分不了！”李振语气坚决。
王伟达不信：“别说分不了，罗马尼亚像你俩这样合作的中国人多了，开始都说‘掰’不开，‘离’不了，最后不都分道扬镳了吗！散伙后两人不成死敌，就谢天谢地了！”
于一心表示赞同：“一点不假，我们最后也得分，但成不了敌人。因为我俩之间有什么不满，都能直说、不憋着。你看，我见他‘爱美人’吧！不管他乐不乐意听，真说呀！老李，你还别美，今天回去我就给嫂子写折子，奏你一本！道远没事，插上几根鸡屁股毛，下星期‘圣旨’怎么也能过来了！”“你可别，只要答应这一条，让我做牛做马都行！”
“别紧张，咱俩这不是要买车吗！不帮你把‘警察’请家来，我怕你开‘车’出事！““你还有那份好心肠？说嘴打嘴，有顶不住的那一天。到时候可别犯到我手里，跟你家的小刘，我们也算半个老乡呢！”“你还别指望我在这方面‘失足’！”“我还真不信！一个男人不享受生活，活个什么劲儿呀。这方面强，只能说明我有男子汉气概，身体健康……”
于一心忙打断他的话：“得得，一提起女人你就跟踩了油门似的，刹不住车了。”……
王伟达家里又来了个新主人。他是公司刚刚派来的一个副总，叫费武，年纪大约 55岁，说话爱拿个官腔、拖个长音，是文革开始那年“火线”入党的“老布尔什维克”。这天，他吃完早点，见王伟达在洗碗，就到厨房踱步。“我这都来几天了，什么时候咱们转一转呀？了解一下情况！”“费总，您别太心急，先休息几天，倒一下时差……”“说起时差还提醒我了。来罗马尼亚前，大体了解了一下这里的情况。”“您真是下功夫了！”“这个罗马尼亚距离乌克兰很近嘛，那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1986年4月26日发生过一次事故，据说核污染相当严重，现在那里做生意的中国人，都不吃当地的水，怕得病。我看咱们也得‘以预防为主’呀！”
王伟达原以为他要讲点生意方面的事呢，一听他说这话，气就来了。心想：这里的中国人都想着怎么赚钱，老兄却考虑怎么养生。嘴上故意反着说：“这话适获我心，明天我就去买矿泉水。您看咱们洗菜用水……”“洗菜就用罗马尼亚的自来水吧，尽量减少开支嘛！另外，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？”“没有什么！”“有没有国内看不到的一些风土人情、地方特色呀？”“这里有夜总会，‘CASINO’……”
来罗马尼亚没几天，他已经是第四次提起这事了。尽管每回的“措辞”不同，其“含义”却相同。费武在国内听说这里有跳脱衣舞的，想去看又不好直说，“千方百计”想“挑逗”王伟达说出来，再让他“拉”着自己去那里。费武言不由衷、口是心非：“夜总会？我们哪能去那种‘下作’的地方呀！”
王伟达想“就坡下驴”加上一句，“那就别去了”。“那”字刚说了半个，就被对方打断。
费武猜出王伟达下面要说什么。这么多天了，他挖空心思好不容易才把正题“勾引”出来，如果这次王伟达说不去了，以后再回到这个“主题”上来就困难了；要真是那样的话，几天的“功夫”就要付诸东流了。他赶忙补充了一句：“不过，既然来了嘛，也不妨去看一看！还有什么来着？嘎西诺？那里又是什么地方嘛？”
王伟达故意没有马上回答他，等费武又追问了一遍才解释道：“‘CASINO’就是赌场！”“这里可以去嘛，看一看也好，开开眼界，长长见识。不过咱们事先讲好，仅仅是瞧瞧，不能玩，如果将来公司领导问起这事来，我好有个说辞。换句话，这是为了全面地了解罗马尼亚的民族特色，无伤大雅。你的意思呢？小王！”
“我也这么认为！您中午饭想吃点什么？”“我这个人在吃上，最不讲究。咱这里的饭费以前是怎么算的呀？”“每人每月从工资里扣去 50 美元，不够的部分由公司补贴。”“ 50 美元？这些钱要是放在国内能吃得很好！规格太高了吧！我看改成 30 美元就可以啦！”
“不过这里的物价可没法和国内相比，吃的东西很贵，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，昨天您去菜市场也看到了！”“是呀，我了解到了一点情况：西红柿合人民币十几块钱一斤，大蒜三元一头，比韭菜粗不了多少的小葱，三棵要价两块。这里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才一百美元多一点，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呀！”“那您说，我们的饭费……”“定下来 30 美元就不要再变了嘛。好在我这人吃饭怎么都行，不挑。咱们午饭、晚饭这样好了，就按中央的精神办，从简，四菜一汤。”
“我们在这里一般中午饭……”王伟达心想：你可真是三个傻丫头的娘，说话不靠谱；“四菜一汤”！你做呀？他本想说中午饭将就点，晚上认真做一顿。话一说出口，变成了：“有时白天到库房发货回不来，我中午就在外面随便买点什么吃，中国人差不多都这样。”“为了工作这样做，对嘛，时间长了不行，把胃搞坏了不合算嘛。你看我身体这么棒，就是我的肠胃好，吃什么都能消化，所以我精力旺盛。另外，我看这里的业余生活很枯燥乏味嘛。这次的几个货柜卖了，我做主买台电视、录像机、洗衣机、照相机。日常生活也要搞得丰富多彩一点嘛！”
王伟达听到这会儿算是听出点“味”儿来了：费武嫌 50 美元饭费高，并非要降低吃饭的“档次”，只是想从工资里少扣点钱。他这样做不但没给公司节省开支，反而加大了成本，等于给两人长了 20 美元的工资，同时伙食也“上纲上线”到“四菜一汤”的水准。真是又要当婊子，又想立牌坊，拿国家的钱不当回事…… “二狗子”更不是人“揍”的
在“中国城”饭店的厨房里，大厨张建在炒菜，贺东在油锅旁炸春卷，赵铁收拾鱼……，厨房的 7 个人都在忙碌着。
机机跑到窗口冲里面的张建喊：“张，大爷，大爷，菜单！”张建回过身来：“你大爷！”机机莫名其妙：“对，你大爷。”张建接过一叠菜单，摆了一下手：“得，走吧，和你说不清！”
见贺东在一旁偷偷坏笑，赵铁问：“你乐什么？”“昨天机机问我，中国话‘厨师’怎么说。我告他是‘大爷’，他练了一天才记住。我想他今天早上还不得叫我几声大爷，没有，嘿，喊上他了！”“你就犯坏吧！我说机机今天怎么见谁都称大爷，早上管周坤还叫了两声呢！”
张建炒完了一个菜，转过身来，拿起这些单子对配菜的二厨喊：“38 两个，53 三个，80 一个，（又对着贺东）120 三个，110 两个，119 四个。”“中国城”饭店的跑堂有几个是罗马尼亚人，他们不懂中文。当客人点菜时，“洋”跑堂就直接写菜谱上各道菜的编号。比如拔丝香蕉是110号，宫爆鸡丁是80号……，所以在这里干长了，一看到号码，马上就知道是什么菜了。
周坤在窗口喊了一声：“张师傅，一桌卡拉 OK！”“知道了。赵铁，你先放下手里的活，帮助弄卡拉OK的凉菜。”张建见赵铁没有马上动作，用铁勺“啪”地一声，敲了一下炒菜锅，“调大”了他那原本就不低的嗓门：“你听见没有？”“鱼肉还没剔出来呢……”“这里听谁的？”“啪”他又敲了一下，这次用的劲头着实不小，可能再加一点力不是勺“死”就是锅“破”。
赵铁没看见贺东递过来的眼色，直到贺东过去拉了他一把，才放下手中的活，备凉菜去了。这时厨房里就听张建一个人的声音了：“贺东你这个鱼炸得太老了！老二（二厨）这个菜肉放得过多了！……”又冲身旁的那个打杂工说：“说你呢，快点，快点，先把这锅给刷了！米饭焖上，砸点蒜泥，汤锅水加满，‘东坡肉’进笼屉，排骨汤里的沫子撇掉，我脚下的这块油用墩布给擦了，这么多的活怎么就看不见呀！”张建的命令还没颁布完，见老板进来了，就更加来劲了。他指挥这个，调动那个，批评那个，教育这个，以显示他在厨房的权威和地位。
阎理好像不大满意：“张建，今天菜上得怎么这么慢？许多客人都等着用餐呢。我给你叫几个帮手吧！你要谁？”“叫老五，老六和那两个女将吧！”阎理没再言语，离开厨房。几分钟后，老五、老六、安华、周坤都进来了。他们身上穿的工作服白中透着干净，与厨房几个人脏兮兮的工装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周坤进来后，见赵铁正在做那桌卡拉 OK 的“拼盘”，就走到灶台前，从汤锅里捞出一块炖好的五花猪肉：“赵师傅！我帮你切那盘‘蒜泥白肉’吧！”“别叫师傅，我也是新手。你这么叫，会有人不高兴。你注意点，别切着手，那可是拿笔杆子的……”“你也不是干这个的呀！”“别提这事了，首要问题是得先活下来。听你的嗓音有些沙哑，我这里还有些原汁饮料你喝不喝？”“我那里也有，你爱喝什么的？”“纯鲜梨汁，除此之外不喝别的，现在每天我一滴水也不沾，就弄两升这玩意儿，不吃蔬菜也不上火。原来在国内，我只要青菜吃少了，嘴上准起白泡，自从喝上这东西，老毛病就没犯。我计算过，每月老板得为我多花 70 美元的饮料钱，这叫挣个好‘肚子’。我和你不能比！”
“现在我的工资也降了，每月就 300 美元，爱干不干！”“谁让你不听话，瞧安华！人家多想得开！”“我能和她比吗！我卖的是劳动和知识，她卖的是‘肉’！”“你小声点，她就在那边切肉呢。再让人家听见！你俩原来不是挺好的吗？”“别提以前，此一时彼一时！”“钱有时能扭曲一个人！尤其在特定的环境里，很难自控！”“关键还是看自己，就不同意，谁拿你都没办法，我也是通过斗争得来的。上次老板非让我到他房间里谈话，我就是不去。真要给我逼急了，我就不活了，先放火把这个饭店给烧了，看谁心疼，谁损失大？”“你行，比我还横呢。不过我看老板还是喜欢你，要不然他没准能要你的命！”“我用他喜欢！哎哟！”“我说什么来着，切手了吧？别动，我来帮你……” 买本假驾照就“真开车”
于一心在自己家附近的公路上练习开车，开的是一辆蓝色的“桑塔纳”行李车。车是于一心、李振那天在“周末车市”花 2300 美元买的。李振坐在于一心身旁：“才开两天，就真的不错了，敢上路了，反正你的胆儿是够肥的！”“不知道这是夸我呢，还是骂我呢？”
李振见于一心要拐弯：“我这是仰慕你！打转向灯，打转向灯！”“我还不知道打‘蹦灯’，也得忙得过来呀！要不然你练会儿？”“我不开，等你玩会了，我再学吧！”“开车看似简单！真往司机的位置上一坐，蛮不是那么一回事。现在关键是弄不清咱这车在马路上的位置！”“好吗，你瞧我这车坐的，司机都不知道他开的车在哪呢！说实在的，我比你还紧张呢！别看你全身冒汗，手脚哆嗦。我的手你摸摸，也冰凉！”“别再制造紧张空气了！”“看着，有轨电车！”
迎面开来一辆有轨电车，由于铁轨与公路相交，于一心开的车差一点就让有轨电车撞上。有轨电车的司机还用手指了一下他们的车，嘴巴动了几下，口形很像“他妈的”。车上的乘客也都向他们这边看，有的还指指点点。
“我说于先生，你生孩子不叫生孩子，叫下（吓）人！你别开了，快停车。趁我现在脑子还清醒，先把遗嘱写好了吧！”“一分钱没有写什么遗嘱？别忘了到目前为止，你账上还欠我300 多美元呢！不写为好，否则你的家人还得替阁下还我这笔钱！”“你以为是为我吗！否！我写的目的是要将你绳之以法。于一心同志为了达到他那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，有意陷害改革小兵：李振！”“我看你还挺谦虚的，改革小兵？还是改革‘大车’（音：居）更接近事实吧！”“看着前面的车吧！警察！”“喊什么！看见了。”
公路上一个警察示意他们靠边停车。于一心把车停到路边，说是路边，其实距马路沿儿还有两米多远呢！警察走了过来，冲于一心挥了一下手，意思是应该再往边上靠。于一心没有理他，心里说：我要是有那本事，就不着这个急了；是想靠边点，也得停得过去呀，它听我的吗！他把自己所有的证件都递了过去。警察接在手里，简单地看了一下，示意车可以走了。于一心迟迟不开车。李振看着他手忙脚乱的样子说：“还不快开走！”“你真是看热闹的不怕家里死人！我还不知道赶快开走！我做得了车的主吗？”
马路不宽，上、下行各只有一条车道。后面的车不得不跨越马路中间的白实线，开到逆行道上才能过去。警察见于一心的车还没开走，又当不当、正不正地停在那里，就走了过来问怎么回事。于一心用手比划“说”：汽车发动机出点毛病，不能启动了。警察让于一心下去，他帮着看看是什么原因，上车后用钥匙试了两下，没察觉有什么毛病，就把车靠马路边停好，下了车，微笑地耸了耸肩，意思是一切正常。于一心走了过去，再上车就更紧张了，头上开始冒汗。警察站在车旁没走，看于一心大汗淋漓的样子以为是病了，还问用不用上医院。于一心用英文回答，待一会儿就会好，说完干脆趴在方向盘上不开了。警察摇了摇头走了，一会儿警车也不见了。于一心这才松了一口气：“你小子可他妈的走了！”“刚才您那模样，我怎么越看越像大烟瘾上来了。警察要是还不走，我的‘烟瘾’也得发作！”“咱们的手续毕竟都是假的，又根本不会开车就上了路！警察是没往那儿想，要不然……”
于一心只顾发动车了，没能把话说完。“桑塔纳”又上路了。开出没多远，他见前面“人行横道”边站着一个人，马上停车。由于刹车急了点，坐在旁边的李振又没在意，就听“咚”的一声，他的头重重地撞在了风挡玻璃上。李振捂着头：“嘿，你要把我往死了整呀！离人行横道还有 50 多米呢，着那门子急呀？我看你的罗马尼亚名字不叫‘基波乐夫’，叫‘急着报复’！我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呀！”
于一心也乐了，距那人 50 米有些夸张，12、3米肯定是有的。“实在对不起，我错啦！你没事吧？”“没大事，风挡玻璃没碰坏。脑袋破了可以长，风挡撞碎了，不花钱长不上！”
于一心又把车向前挪了挪。路边站着的那个行人并不过马路，笑着示意让他们开过去。李振一见他不过马路，气急败坏地嘟囔了一句：“不过马路，你站在那儿干什么！等死吗？这不是毁我智商吗！”“不停车吧，如果让警察见了，能罚死我。停吧，他又不过了！”
李振把身子向前探了一下，凑到倒车镜前看看自己的头起没起包：“你别看我挨了一下撞，我还是很欣赏他们这里司机的自觉性。行人只要往人行横道边上一站，甭管什么车、开得有多快，准停下来让他们先过！”“罗马尼亚经济虽落后，但这里的人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和西方人差不多，挺自觉！”“可不是，你看咱北京的司机多‘讲理’呀，在人行横道里走路的行人都得躲着他们。前几天我看了一张国内的报纸，上面‘说’有个城市要实行‘撞死白撞’！”“什么？”“那意思是：行人如果不走‘人行横道’过马路，被撞坏了，司机不负责。”“那你说行人过马路，走‘人行横道’，司机要撞死了人，肇事者是不是就得挨枪子呀？同样是违纪，行人怎么就那么倒霉、‘撞死白撞’！天下哪有这种道理？”
李振怕“历史”重演，赶紧系上安全带：“你这话是在理，制定政策、法规时，应当首先考虑保护弱者！如果国内的‘交通法规’也和这里一样，只要有行人站在‘人行横道’边等着过马路，过往车辆如果不停车就被重重惩处；当然，不用像罗马尼亚罚这么多钱，根据‘中国国情’三百元人民币足矣，不出十天你让行人乱穿马路他们都不干了。‘老子’谆谆教诲过世人：混蛋法官判混蛋案子，混账皇帝订混账政策。知道为什么会有“撞死白撞”吗！因为制定这个政策的人自己有车！你信不信？几天前，要是让咱俩定交通法规，屁股准坐在行人这边；换成现在，对不起我们和司机穿一条裤子了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老子现在有车了，括弧：一人两个轱辘，括弧完！”“你贫不贫呀！”
李振发现车开得有点不对头：“你瞎转悠什么呢？”“我不是在找咱们住的地方吗！”“你怎么啦？停车，就停这里。你好好看看，这不就是咱们的那栋楼吗！”“可不是吗！我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，看哪都一个样！”“你围着咱‘家’转好几圈了，我没理你！再转下去，一会我都不认识了，现在我的头就有点晕！” 感觉肚里的“种子”有差异
在吴玉的“别墅”里，一家人刚吃过晚饭。张佳在小桌上折纸。张让收拾饭桌。吴玉靠着沙发看电视，孕育着新生命的肚子一天天长大、隆起。她目光转向张让：“你说我这次怎么感觉不一样呀！”
张让心不在焉地跟上两个字：“是吗！”“我觉得，这次没什么反应。不象怀张佳，差点没把我给吐死！”“嗯。”“你说，是不是和吃的东西有关系？还是‘种子’太老失去活力了？”“可不是！”“你在应付我呢吧？”“可不是！嗯？”“好啊！我说你在应付我吧！根本不把我当回事，一点也没把我放在眼里！”“哪里，我这不是在听吗！”“在听？我说你在应付我吧，你说可不是！”
“我在收拾碗、筷，你说的话也不能一字不漏地都听进去呀！”“得，你别解释，越抹越黑。反正你们男人都是这样，得到之前和条哈巴狗似的。一旦拥有了，就不是你们了！”“我得到什么啦？”“别装糊涂！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不知道得到了什么？”“你扯到哪去了！”
张佳在外面“跑”了一天可能是累了，吃完晚饭就困了，见爸爸、妈妈又在斗嘴，就不再折纸了，爬上床要睡觉。她随便拉开一床被子盖上，躺在了那里。“别吵了，别吵了，烦死了！”
吴玉不依不饶：“张让，你还别不知足！咱这家要不是我，能有今天吗？谁帮过咱们？还不都是靠自己……”
张让见张佳睡着了，过去把她的衣服脱了，并将她往里抱了抱。“得，你别没完没了，再把孩子吵醒了！”“听她妈的声音不会醒！”“什么？他妈的！” ……过了二十分钟，吴玉可能是絮叨累了。“不说了！说了也没用。我想起来了，昨天去李老师那里，见他们店里摆了许多新货。明天你去问问，要是王经理他们到的货，咱们也拉点卖……” “油锅”里的爱情故事
一天中午，“中国城”饭店的厨师们像往常一样“热火朝天”地工作着。二厨切胡萝卜丝，贺东片鸡肉，赵铁打春卷皮，杂工剥大葱。周坤也在厨房，帮赵铁做春卷。赵铁小声对周坤说：“现在老板出去，不叫你啦?”“这样更好，让安华干吧！我真是无所谓！”“你语言这么好，出去干点什么不比这里强？”
周坤把春卷皮铺在一块白布上，放上一些馅：“我的身份卡、护照什么的，都在老板手里攥着呢！”“要那有什么用，挣点钱就回国。这里还是什么好地方吗?只要老板不欠钱，你就是自由人！”“钱倒是没欠多少。不过我一个女孩家的也没法出去干呀！就说催欠款吧！如果我去要，人家一见是个女的，都不把你当回事！”“这样吧，如果你觉得我这人还不坏，咱俩合伙跑外地。那样能挣不少钱，还不用投什么资，买辆破车就行！”“你和我干？要是让老板知道了，还不得要你的命！”“不能吧！对我不会出大格，他还回不回国了？国内阎理家里的一切，我托人都可以了解一清二楚。我想好了，走之前找个什么借口，先让他清楚家里人知道我在‘中国城’打工。这样他就不能不考虑后果，一个大活人没了，能捂得住吗？”
周坤的声音更小了：“要想走，现在就得做准备。”“必须先学会开车。我眼神儿不行，到时你得帮我看着点！对了，先得让我成为法律上的司机！”“办驾照没问题，对我来说容易。还能给你办一个罗马尼亚正式驾照，这里的中国人还没有人用过真的呢！”“学开车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主要是没有时间。从早上 9点钟睁眼，一干就到第二天凌晨，又没有休息日，咱这可真叫做打工！不过我能抓点紧，把晚上的准备工作往前赶，中午争取挤出一个多小时，利用这个时间学车。”“行！车我来借。”
春卷馅没了，赵铁去做。周坤见他拿起圆白菜就要切，忙问：“不洗呀？”“你在‘中国城’的时间不算短了，这里所有的肉、菜都不洗！你就愣没发现？”“啊？多脏呀！”“真是这样！如果菜上有泥，没办法，用水洗吧洗吧。除此之外，就没有洗的。一个是没有时间，另外也懒得洗！”“咱们每次吃的饭，也都是这么做出来的吗？真是太可怕了！”
贺东把片好的鸡片放入一个我们家庭用的那种脸盘里，装了有大半盘肉，然后再加小半盘水。周坤见后不解地问：“加那么多水干什么？”“这是炒鸡片用的。他这是犯懒了，应该是一点一点地兑水，那样加的水还要多。然后放盐、淀粉，不断地按一个方向搅拌，等水吃透为止。这样炒出来的菜出数不说，还嫩！”“这不是蒙人吗！”“你小点声，这是张建的创造发明，据说还要回国申请专利呢！”“就这呀！”“‘中国城’只要是炒肉，都这么干。牛肉吸水最多，水肉之比一对一。做这事还真得有点技术，弄不好就分层，肉是肉水是水，要是那样肉就没法要了。”“炒出来的菜能好吃吗？”“还行吧！口感不错，就是齁咸，能把卖盐的打死。冲这死咸死咸的劲头，此招也只能在罗马尼亚用，回国就不灵了！”
两人说得正起劲，机机进来把周坤叫走了。赵铁自己的活干得差不多了，见贺东还忙着，就过去帮他。贺东抬头看了一眼赵铁：“我看你来这里没几个月，收获不小呀！”
赵铁笑了一下：“你别瞎想！”“瞎想？你俩之间的眼神都不对了。这些日子只要周坤一来厨房帮忙，准去你那里报到。你两人的眼睛远远地就开始传情、送信息、递‘水波’了。你的眼睛也怪，看我们男的时候，三米开外就分不出谁是谁了；见年轻女子，那‘焦距’马上就能调准了！”“你没见周坤每次来都戴一顶红帽子吗！‘红灯’一亮我就知道是谁来了！”“周坤人不错。别看我年纪没你大，但我会看人，知道男人应该找什么样的女孩子当老婆！”“找什么样的？”“首先，头发得软，这样的女子脾气好。不知你平时观察到了没有，那些黄毛丫头的脾气都好。你想呀，滋养头发的‘力气’都没有了，哪还有精力与你吵架呀！再有找那些喜欢小孩的姑娘，这种女孩子心地善良。要不然，美国的第一夫人都爱往小孩堆里钻！没有善良装着有。你看江青，她什么时候与孩子们在一起过，装都装不出来！”“你这都是哪来的理论根据呀？”
贺东有点自我陶醉：“跟我学吧，不收你学费！周坤这两点都具有。另外你俩长相也般配。你眼镜摘了，活脱一个美男子呀！”“取笑我？”“没有，真心话！不象我走在街上，城管的老找麻烦，愣说我影响市容。虽说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实际上此话是讲给我们这类人听的，怕丑男人们想不开，寻死觅活。其用意是安慰我们：万一做父母的‘工作’敷衍了事，一不小心生出个等外品，长成我这种‘官模’，别太伤心，和英俊男人一样挺起自己的胸膛，也有成功的希望！”“能否成事，跟长相有什么关联呀？”“太有关系了！你看那些扫大街的，当然，并不是看不起做该工作的人，因为我现在还不如他们呢！我只是想说明一个理儿。你看那些扫大街的，站出一百个青年女子，当然不一定就能找得出这么多，假设能找出来，我敢说美女寥若晨星；你再到那些大写字楼里转转，随便‘呼唤’一千个在那里工作的年轻女郎，当然老的也不会多，就你这眼神儿也得看花了眼，‘人才’济济呀！把你一个人放到那里，没人拦着非犯错误不可！”“这不能说明问题，因为多数公司的老板是男性……”“还是的，人不往好了长成吗！在写字楼里‘呆’一天挣的钱，得扫多少公里马路才能划拉得出来呀？”“男人长得好坏对其‘事业’的影响远不如女子那么大，因为社会对美女的‘需求量’总是‘供不应求’，你举的例子说明不了什么问题，男人还能当花瓶吗？”
“时代不同了，供需‘内容’已发生了变化。随着女能人、女老板、女强人队伍的不断壮大，‘男塑料花’的用量也在大幅度地增加。不学无术、长得俊俏的傻小子靠脸蛋演戏一夜成名、凭帅气唱红大江南北的事例只能是越来越多；‘小白脸’夹着个包跟在其女主人的身后出入‘贵宾楼’的现象也会更普遍；‘奶油小生’为了跨入‘上流社会’走进美容院‘涂脂抹粉’的行为将成为‘时尚’。”“可是长相我们自己能说了算吗？”“最起码做家长的也得稍微负点责呀！不能不考虑‘严重后果’呀！”“其实你长得真的不是那么特难看！”“听你这么说，我的心都快碎了。不是那么特难看，还是难看呀！连你这种眼神的人，都‘奋不顾身’地把我往长相丑的堆儿里放……”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把头型改改、胡子刮刮，还是挺精神的。我还羡慕你呢！长成什么样，你没毛病呀！不影响挣钱。我眼镜一摘两眼一摸黑，天不是天地不是地。我正发愁怎么开车呢！”
“你开车？成吗？你倒是敢开，我想问问有敢坐的吗？”“周坤敢坐！”“她是不是现在有点想不开呀？”“你看，我刚夸奖你两句，你就看不起人了！”“我是为你好。开车不是闹着玩，人命关天，你得想好了！”
赵铁有点无可奈何：“在这里干，什么时候能算个完呀？”“你想走呀？咱老板同意吗？”“干吗得用他同意？我又没卖给他！”“话是这么说，理是这个对，事不这么简单。咱们这里去年走的那个小张，最后没让老板给送回国了吗！在这里打工挣得是少，可是我们眼下还能挣到这点小钱！想赚大钱我不反对，别到最后弄得个鸡飞蛋打就得不偿失了！”“人都像你这么想，咱老板省心了！”
贺东觉得赵铁说得有道理：“也是。这样吧，你俩先走，弄好了，我找你们去！”“还没最后定呢！小贺，你嘴紧点。别跟笑话里说的似的，明天早上老板就来要你下的松花蛋！”“你才下松花蛋呢！”“我怕你乱发布消息！”